（三） 对当事人的虚假陈述缺乏强有力的制裁措施，导致当事人虚假陈述的情况大量出现。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我国刑法中规定的伪证罪的主体一般指刑事诉讼中的证人等诉讼参与人，而不包括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而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对当事人虚假陈述的，是作为妨碍民事诉讼采取强制措施进行制裁。由于采用强制措施的手续烦琐，审判人员无权当庭作出，使得当事人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抱有侥幸心理，有的甚至敢公然作虚假陈述，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二、问题产生的原因

　　为什么一种法定的证据种类与目前的诉讼模式以及审判方式之间会有如此多的冲突，会导致如此多的问题？笔者认为，原因在于将当事人陈述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遗留的产物，是建立在当时诉讼制度乃至法律理论的基础上的。由于制度环境和理论根基发生了变化，在传统诉讼模式向现代诉讼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将当事人陈述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的意义也越来越弱，最终导致了其不能在现代的诉讼制度中存续下去。下面就从历史的变革以及现代诉讼模式带来的变化进一步加以阐述。

　　（一）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历史沿革。

　　在中国法制史上，当事人陈述一度是司法审判中传统的证据种类，在我国事实裁判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夏商周时代，在奴隶制国家的法律中都或多或少的包含了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进行裁判的内容。在《周礼 . 秋官 . 小司寇》中就记载了“以五声听狱诉，求民情”制度，强调了裁判者通过当事人回答询问时的外部表情和神态来推断当事人的陈述是否有理，审查当事人供词中的矛盾，对当事人陈述的内容形成内心确信并作为裁判的根据。该制度被看作是我国古代司法经验的总结，充分反映了当时奴隶制社会控告式诉讼模式的特征。进入封建时期后，我国司法制度中纠问式诉讼模式的特征十分明显。这种诉讼模式下，在继承“以五声听狱诉，求民情”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断罪必取输服供词”的原则，即定罪必须取得被告人认罪的供词。 认为囚犯在受审时亲口供述的犯罪事实都是真实可信的，必须罪从供定，使得被告成为了追究责任的客体、一个被拷问的对象和供词的提供者。这时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集中表现为被告的供述。裁判官吏的询问是审判程序的主线，通过刑讯制度、反坐制度和伪证制度等来确保裁判者的询问得到真实的案情。这种审判方法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从鸦片战争之后到解放前虽然引进了不少西方先进的证据制度形式，但实践的做法却与立法相去甚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证据制度才抛弃了传统的做法，借鉴了前苏联的相关立法，严禁刑讯逼供，不轻信口供，规定了当事人不陈述的不影响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等符合近代社会发展的证据制度，赋予了当事人一定的诉讼地位，恢复了被告与原告之间平衡的诉讼关系，体现了司法制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当事人陈述此时仍被列为主要的民事证据种类之一，其出发点是为了追求客观真实的价值目标，寄期望于亲身经历了有关情况的当事人由于希望得到公正判决而能够做到实事求是的进行陈述，协助法院迅速查清案情。 在这段历史时期，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特征在这种证据制度下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在向现代诉讼模式转型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

　　1、当事人诉讼地位的转化。

　　在传统的审判模式中，当事人只有提供案件事实真相的义务而没有相应的诉讼权利，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赋予了当事人一定的诉讼地位，但在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下，当事人也只是配角，整个审判过程还是由审判人员主宰。在这种审判模式下，当事人陈述主要是作为裁判者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甚至是进行裁判的主要依据。

　　在进入现代审判模式的今天，辩论主义的审判模式下的当事人享有充分的诉讼权利，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处理意见和对事实的主张逐渐占据了审判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在调查过程中，法官相应的退居到次要、消极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再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便会出现在程序上或实体操作上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导致了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就事实的主张相混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