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释明权又称阐明权，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在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提供的证据或陈述的意见不适当、不充分、不明确的情形下,依法对当事人进行发问、提醒、启发或要求当事人对上述事项作出解释说明或补充修正的诉讼行为。法官释明权的正确行使，能为实现程序和实体公正、提高司法效率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审判实践中，确有一些当事人受文化水平、法律意识、诉讼能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往往不能充分、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或不能充分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或应该陈述的事实而没有陈述，诸如此类，就需要法官给当事人适当的提示或说明，从而促使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能力上的悬殊趋于平衡。

　　我国目前的现状是：有关释明权的规定只是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和《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等法条和规定中，而没有统一法律或法规对法官释明权的概念、行使的范围﹑限度和方法等内容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对释明权的行使难以把握。加之法官文化素养，法律水平参差不一，因而对释明权的行使难以统一和规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个别法官即便思想不健康而借行使释明权之名,行徇私枉法之实,国家也没有设立相应的监督和制约机制。鉴于此，笔者认为，法官在审理民商事案件过程中，除了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其应告知当事人有关法律知识外，其余释明权的行使应受到严格限制，其理由是：

　　1、释明权的行使，与法官中立地位和居中裁判不相吻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的地位是中立的，既然中立，就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当法官行使所谓释明权时，法官几乎变成了教练员。在有些案件中，法官一旦将某些法律法规向一方当事人释明，就会导致另一方败诉。如一起已过诉讼时效的纠纷案件，被告没有以时效已过提出抗辩。此时，法官是否应当提示？如果提示（释明），被告理解接受后即以诉讼时效已过而提出抗辩，原告则有可能败诉。这是否违背中立原则而对债权人有失公平？如不加提示，又是否有违法理，对债务人不公？

　　2、释明权的行使尺度难以把握。法官释明应到何种程度为妥当，目前法律法规对法官释明的“度”缺乏明晰的标准，因而不同法官对释明权制度的理解和尺度掌握不同。释明到底是以当事人理解、知晓、接受为限，还是以其他什么为界尚不明确，因而不便操作。释明须到何种程度，彼此掌握比较混乱，随意性较大。在审判实践中，有的法官因释明不足难以帮助当事人理清其主张及辩论内容，造成诉讼拖延等情况的出现；也有少数法官把其职权的范围和内容予以扩张，扩大了释明权的限度，造成过度释明。如对新的诉讼资料的释明就如同是教当事人如何去提供诉讼证据，似乎向当事人提供这样的信息：以现有的证据进行诉讼是要败诉的。这样对当事人来说无异于未审先判，泄漏审判机密，有违当事人主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