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自瑞士学者马斯托拉蒂（P.Mastronardi）的等置模式B较好地表现了这一拉近靠拢过程（见下图）。〔35〕

　　这两个等置模式图式，前一个反映了法律判断形成中事实与规范的相互关照关系，后一个反映了法律判断形成中事实与规范不断靠近的过程，互有补充，合为完整的等置模式。马斯托拉蒂较好地揭示了这个完整的等置模式，他把它拆分为以下八个阶段：〔36〕1 法律者从事实出发，并在其前理解基础上评价事实；

　　2 他的前理解告诉他，何种事实的特点对于法律判断可能是关键的；

　　3 他为这些事实的特点在法律制度上寻找有关规范文本（制定法、法律判断）；

　　4 随后产生了对规范文本的解释。解释应把文本与事实放在一个正确的关系中；

　　5 为此目的，法律者首先决定个案是否落入规范文本的事情领域，当落入时，他试图理解，何种文本的规范陈述对于事情领域和个案是合适的：决定规范大纲或个案答案的应然方面；

　　6 从规范大纲出发，他最终从事实中选择那些适合规范应用的要素：决定规范领域中个案答案的事实方面；

　　7 现在应来处理个案的规范方面和事实方面，它们能被比较。规范陈述为个案所设置，关于事实的观点被还原到关于规范的看法上；

　　8 法律判断是这一比较的结果：从规范的视角评价事实行为。

　　概括这八个阶段各自的作用，其中，1、2是为建构小前提所作的准备，3、4是为建构大前提所作的准备，5、6、7是在来回比较事实与规范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大小前提，8是作出结论。

　　在等置中，法律判断的形成经历了诸多阶段，视不同的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关系，要单一或交叉地运用到各种方法，所以，最后要对上述模式与方法、各种方法的关系作一概括：

　　法律判断模式在法律判断的形成中，起着决定进行判断的着眼点、提出何种问题、如何回答问题、回答问题的方法的作用。推论模式从二元法律观及方法论出发，认为判断的大小前提是分别形成且是既定的，关注的问题是法律应用的大小前提之间的形式推论过程，对内容不闻不问，“解释+演绎”便构成了推论模式回答问题的方法。等置模式则立足于一元法律观及方法论，着眼于建构判断的大小前提，认为建构是一个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循环往复、相互照应的过程。其中，设证、归纳、类比、演绎作为工具服务于建构大小前提；解释和诠释发生在设证、归纳、类比、演绎过程之中，它们涵盖事实和法律两方面；在解释和诠释时，除了传统的四要素外，还要考虑到其他许多因素：结果考量、法的稳定性、法的统一性、是非感、公道、实践能力等等，它们常常是循环进行；目的论限缩、目的论扩张、法律修正、正当违背法律、法律补充等方法，则意在获得相关法律规范。整个法律发现和法律适用还是一个法律论证过程，其目的在于找到不同阶段的结论的可接受性和正确性，论证可能产生的结果为：证实、未证实、证伪。当通过等置的不同活动形成确定的大小前提后，最后才经由演绎得出具有必然性的判断结论。

　　假如从法律判断形成的经验上考察，实际影响到判断的还有许多因素，如在司法社会学视野中，法官的出身、法官的个性、法官的年龄、法官的社会态度、法官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同僚、社会）、当事人如雇员的特点（主动性、见识、与法院打交道的经验）、审判方式（职权性的与自由的、口头的）、判决过程中的组织形式，对判决形成起着作用。还有信息、权力、民情与舆论等等因素与判断结果关联在一起。〔37〕面对它们人们当回答的是，判断者如何分别对待不同的问题情势，如何认识每个问题的复合性，如何用适当的方式去描摹这个复合性，这些都是尚未解决和值得专门研究的问题。

　　不存在什么精确的、唯理性的对象，法律者所处理的事务也是，但这不排拒人们当精确地、唯理性地思考它们，这就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官哈斯默尔教授所说的：“唯理性地考虑非唯理性之事”。〔38〕如果要再重申一下关于法律判断形成模式的讨论意义和理论倾向，可以说就在于此。的确，任何模式都有僵硬矜持之弊。然而“怎么都行”的反模式、反方法态度，常常不免导致任意的决定，甚至走向“怎么都不行”。所以，我们的模式应当留出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回旋的空间，等置模式则能让判断者在徘徊、顾盼之中整合着事实与规范，沟通着实然与应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