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么说，一个地方司法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律师对待法官的态度，如果事事都依法办理，法官拖延推委时律师能有个地方申诉并能很快得到解决；如果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能得到合理的限制，律师的正确意见能被法官采纳；如果法官能有比较高的职业素养，只要律师行贿，不管他是否有理案件一律败诉。还会有律师向法官行贿吗？

　　一位知名教授在课堂上对我讲了这么一个事例。他曾代理一个案件，法官在两个小时的开庭过程中六七次跑出去电话，最后审判席上三人竟只剩下一人。法官不听代理人的意见，你辩你的，他判他的，让人有一种被耍弄的感觉，有这次经历，他发誓不再代理案件了。教授的感觉尚且如此，律师天天与他们打交道，既不敢怒更不敢言，那是何等的无奈！有这样一两次经历，有一部分律师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打官司不是靠业务能力而是靠关系。于是，有一小部分律师，不是把精力放在提高业务水平上，而是热衷于拉关系、搞公关，想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向自己这边偏一点，想法官给自己多行行方便，向法官行贿便时顺理成章的事了。

　　一部分律师向法官行贿是因为法官在“逼良为娼”。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有一些律师违背起码的职业道德，主动向法官行贿。他们与法官拉关系的动机很简单，那就是希望法官给自己介绍一些案源，希望法官的“天平”向他这边倾斜，帮他打赢那些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官司，这些人是律师中的真正“败类”。他们主动地经常性地行贿法官，整天跟在法官屁股后面转，与法官的关系已经达到“一家人”的地步。武汉某法院的法官曾称某律师为“╳狗子”，因为他整天跟在某庭长屁股后面，下班之后还帮他买米、换煤气，做所有的家务事，庭长老婆笑着说：“你就像是我家里的一条狗。”他竟毫不生气地答道：“你说我是你家里的狗我就是你家的狗”，狗子律师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律师是法官家里的狗，岂有不被偏袒之理？这类律师是极少数，却败坏了整个律师行业的声誉。这帮律师是法官的“家狗”，是该清理清理他们了。

　　经常性行贿法官的律师毕竟是个别现象，大多数律师行贿法官只是偶尔为之。他们与法官有一些关系，当案件标的较大或当事人在办理委托手续过程中犹豫不决时，为了迎合当事人的心理以便接下案子，他们往往在当事人面前自诩“路子野”，与法官的关系硬，以提高收费价码，收钱之后为了打赢官司，不惜去行贿法官。这帮律师是法官的“野狗”，也该拿起法律的大棒用力敲打敲打他们。

　　整顿律师行业，如果不分析律师行贿的原因，不从整个司法制度的打环境去考虑，整顿只会流于形式。处罚一批有行贿行为的律师固然可以对其他律师起到威慑作用，但这毕竟是治标不治本，要想从根本上规范律师的行为，还得从制度设计上找原因。

　　现阶段，很多人都认为律师好像是一个富得流油的职业，香车宝马、高堂华舍、出入豪华场所就是律师生活的写照。但事实是，中国律师业务开展的好坏不是靠业务能力而是靠社会关系，就像乘公共汽车，先上去的人能找到座位，后上去的人即使你的能力再强，没有人下车腾出空位子，你就很难找到自己的座位。这就是为什么年轻律师很难开展业务，很多拿了律师资格证的人不去律师事务所而跑到公司上班的原因。的确，有一部分律师是富了，如从事公司上市、企业改制、涉外法律事务的部分律师，还有一部分是有关系从事刑事案件大案要案辩护的律师。但绝大多数律师并没有富起来，如《中国律师》杂志报道西部某省的一个律师一年只有几百元的收入，连维持生存都成了问题，不得不靠放羊喂马，甚至给人打工求得生存。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大部分律师的收入刨去各项费用和税款，也不过三五万块钱，他们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保险，净收入甚至抵不上一个政府公务员，可以这样说，如果政府愿意让律师转变身份，回到先前领公务员工资的状态，保管有一半律师愿意去拿公务员的工资。可律师的要求比公务员要高一百倍，一个人如果想从事律师职业，首先必须取得大学本科学历，然后参加号称“天下第一难”的律师资格考试或司法考试，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后，方可领取律师执业证从事律师职业，如此下来，前期投入就很大。然而，领取律师执业证后，并不是一片坦途，法律服务市场由于我国特有的服务主体多元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司法系统离退休人员、甚至是无业人员都在无限制的从事这一职业，律师找到案源谈何容易！山东一省在册的法律工作者就有6366人 ，他们没有注册的成本，没有管理严格的税收，有的甚至可以拿工资，他们同律师一样可以接案，律师在争案源方面能竞争过他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