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法官审判的原则之一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然而，对于已经发生过的案件事实，除非时光倒流，否则绝无法将其再现，如果要最大程度的查清当时的情形，那么，证据，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我们只有通过各种各样的证据，根据证据所反映的信息材料来进行逻辑推理，以此来作出比较合乎“事实”-仅仅是证据上的事实-的裁判。

　　作为诉讼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对其进行法律的规范是很重要的，在法制发达的国家里面，大多有专门的证据的立法。在美国有《美国联邦证据规则》，而英国也有《民事证据法》。在我国，有关证据的法律规定散见于三大诉讼法中以及法院的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等。虽然美国的《联邦证据规则》也是由其联邦最高法院所颁布，当属司法解释，然而，美国的法院权限极大，并不像我国，作为准大陆法系国家，法院的权限很难和英美法系国家的法院相比。在我国，司法解释并不在狭义的“法律”之中，因此，制定一部总括性的证据法典显得很有必要。一部统一的证据法典可以统一各种类型的诉讼中的证据类型，避免出现不同的法律文件中的不同规定，有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尊严。

　　其实，在法学界，有关证据专门立法的主张由来已久。而且事实上，有关的立法活动也已经在进行中了。据报道，早在1999年7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起草的《民事证据法》专家建议稿第一稿成文，至2003年1月已四易其稿，即将提交人大表决，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证据法领域立法的空白将被填补。在这次证据法的制定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应当是其中规定的证人的拒证权。

　　证人的拒证权，从字面上就能看出来，就是指证人有拒绝对其所知道的案件事实作证的权利。这似乎和我国一贯的诉讼原则不相符合。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都明确规定了证人有作证的义务。

　　不过，在我国历史上，证人的“拒证权”却是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我国证人的拒证权源于儒家学说的主张，称之为“亲亲得相首匿”原则。

　　“亲亲相隐”的雏形最早可以上溯周礼。所谓“亲亲、尊尊”乃是中国宗法制度的萌芽。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天子权力萎缩，诸侯坐大，以致“礼崩乐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继承周礼传统，提倡“亲亲”原则。在《论语？子路》中，孔子对“父攘羊，子证之”的案例（直躬父窃羊案）给予的否定态度奠定了亲亲相隐原则的理论基础。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中孔子的这句话也成为了中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石。汉代初期的儒法之争中，儒家的代表人物董仲舒得到汉武帝的支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此，在汉武帝之后的司法实践中逐步采用了儒家思想，将儒家经典作为裁判案件的理论依据，史称“春秋决狱”。汉宣帝四年下诏正式确定了“亲亲相隐”的司法原则，这是“亲亲相隐”原则的正式入律。

　　汉律对中国历代法律体制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尤其表现在汉代儒家思想对中国历代法律体制的影响，儒家在政治上标榜以仁孝治天下，宁可为孝而屈法。正因如此，从汉朝起，代表“孝”的“亲亲相隐”原则开始了其长达两千多年的司法实践。到唐宋，“亲亲相隐”进一步扩展，推及同居亦可相隐，相应地在《唐律疏议？名例》卷六、《唐律疏义？断狱》卷二十九和宋刑统名例律第六卷中作出了规定。《大明律》虽然比唐律严苛，但是也有“同居亲属有罪得互相容隐”、“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的法律原则。事实上，中国历代法律不但默许相隐而且鼓励相隐。从汉律起，儿子若向官府告发父亲的罪行，官府将以“不孝”罪，对儿子处以重刑。事实上，历朝历代法律规定强迫血亲相证犯罪也是犯罪。以《大清律例》为例，子告父，若所告不实，即父无子所告之罪行，子当处绞刑；若所告属实，即父确有子所告之罪行，子亦须受杖一百、徒三年之罚。妻告夫，或告翁姑（夫之双亲），同子告父之情况处理。举告属实仍处罚举告者，这种刑事政策，在世界范围里是非常罕见的，为中国独有。以告发者与被告发者之亲属关系远近来衡量处罚，即关系越远处罚越轻，关系越近处罚越重，这也是儒家“亲亲相隐”司法化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