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权是无产阶级或者说是人民民主专政，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民是国家的统治者，这是社会主义中国解决腐败问题的制度基础。解决问题，维护人民政权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意愿，所以党和政府解决腐败问题的努力会得到人民强有力的支持。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和剥削制度国家相比强大的制度优势，任何顺应历史潮流的措施、任何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改革都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中国不会陷入改与不改两处绝境的两难境况之中。有一种说法“反腐败要亡党，不反腐败要亡国”，这是盲目悲观的短视论调。反腐败符合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党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不存在自己的利益，反腐败毫无疑问是利于人民的，所以也是利于党的，反腐败怎么会亡党？不反腐败既会亡党也会亡国，反腐败则既利于党也利于国！但是，反腐败的方法却是关系重大的，错误的方法确实会招致背离主观愿望的结果。同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应当给我们深刻的教训，社会主义政权一样会垮台，并不是有着广泛阶级基础的社会主义就会无往而不胜。鲧治水的故事也会给我们教训，只有善良的愿望是不够的，方法同样至关重要。反腐败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

　　反腐败的关键是完善监督和制约的制度，使权力的运行被限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杜绝权力被滥用的可能，而不是用残酷的刑罚威慑腐败分子。中国的封建时代，对腐败官员的刑罚不可谓不残酷，剥皮实草、满门抄斩，即使这样也根除不了腐败，严刑峻法的作用我们就不必再去试验一次了。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实行严刑峻法，甚至会使刑罚成为掌握权力的腐败分子手中打击报复反对者的工具。正确的措施并且也是真正能够发挥法律作用的措施，是要区分所有存在问题的干部中有普通问题的干部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分清干部中的处于主流的只是存在较轻问题的干部和严重背离人们利益成为人民对立面的干部。把法律打击的对象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使受到法律制裁的那一小部分人真正是罪行最严重的那一部分人。现代民主社会的法制要求，法律要能够维护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打击极少数严重偏离社会主流的危险分子。如果法律打击面过大，法律本身会使社会成员有不安全感，也就无助于维护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同时，用制度把公务行为公开，使其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使腐败无处遁形，也使握有权力的干部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必然会有相应的后果，不会因为他的行为处在暗处而有侥幸心理。

　　反腐败是一个法律问题，应当用法律手段来解决，而不应该用法律之外的方法或手段来处理。用行政命令来个别处理腐败问题，或者用所谓的“廉政账户”解决腐败问题，虽然考虑到了现实的情况，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不是规范的方法，这些手段对法律和整个社会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缺乏规范性的权力本身就会成为腐败的温床。用法律的手段解决法律的问题，会使社会稳定在法律的秩序之中。用法律之外的手段解决法律问题，会使法律丧失威严，社会因此失去稳定的秩序。即使通过这种手段暂时达到了目的，但它带来的副作用会让我们失去更多。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根据客观实际使用符合现实的方法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党在发展历史上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用灵活的态度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解决不同历史时期的问题。比如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小生产者共同斗争、发展生产。在我们党的发展历史上，遇到挫折往往是在脱离实际的时候，取得胜利和成绩总是在实事求是的时候。即使今天的腐败现象真的已经很严重了，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态度，用正确的方法，一样可以解决。就像洪水来临，只要用正确的方法去疏导，洪水终究会退的。只要我们能够认清腐败问题的根源和现状，完善国家的各项制度，团结广大干部群众，打击严重损害人民利益的腐败分子，腐败问题一定能够解决。长治久安的社会符合干部群众共同的利益，稳定和发展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