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网络色情在我国像“毒瘤”一样不经意间蔓延开来，极大地破坏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环境，引发了近几年来青少年性犯罪案件的攀升。

　　抗击网络黄潮是个世界性课题。西方发达国家大概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启动了网上扫黄活动，比如美国国会于1995年通过两部法律，对在网络中传播色情和猥亵资料的故意犯罪予以惩处。在我国，则是从今年7月中旬开始，第一次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清剿网络色情的专项行动。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全国各地司法机关迅速行动起来，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要打一场围剿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的人民战争。

　　目前，这一斗争已经取得初步成果，正在朝纵深方向推进。不过笔者认为，净化网络环境单靠专项行动显然不够，更重要的是完善相关的立法，以及建立司法方面的长效机制。而重中之重则是加快电子证据立法，为司法人员惩治网络色情犯罪锻造利器。

　　众所周知，认定犯罪的前提是认定事实，而认定事实归而统之是证据问题。司法人员不可能借助“时空隧道”回到过去亲历事件，只能依据形形色色的人证与物证来揭示真相。我国过去打击网络色情之所以效果不好，并不是因为没有刑法、刑事诉讼法可依，而是因为在收集与认定证据方面存在缺失。现阶段虽然靠“专项战役”收获了喜人的成绩，但基本表现为“滤、堵、封”了大量色情网站，真正抓获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多。究其原因仍出在证据方面。

　　同传统证据相比，网络空间的电子证据有着鲜明的特色。它不像人证那样绘声绘色，也不像物证那样掷地有声，倒更像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幽灵。无论是在保存、传播还是感知方式上，这种证据都同电子设备、电子介质须臾不可分离，而且极易受到难以察觉的篡改或破坏。如果说在传统案件中，人们主要依靠各式人证与物证来定案的话，那么在网络世界里，人证、物证肯定退居次席，惟有电子证据才是解决法律纷争的制胜武器。有人誉之为新一代的“证据之王”。因此，人类必须积极面对电子证据带来的挑战，努力探索应对方略。

　　一些国家在这一领域早已先行一步，如南非、加拿大与菲律宾分别颁行了《1983年计算机证据法》、《1998年统一电子证据法》与2000年《电子证据规则》，美国、英国与印度等国适时修订了本国证据法，而且它们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还确立了关于电子证据的大量司法判例。反观我国，电子证据的立法与司法状况亟待改善。不仅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尚未肯定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而且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部门性规章中涉及电子证据的极个别条款严重缺乏操作性，根本不能满足实际办案的需要。司法人员普遍不敢也不愿主动使用电子证据，更谈不上相关经验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