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部门的划分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期。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把法律分为公法与私法。法国继承了古罗马法的传统，在拿破仑执政时期，从立法上实践了法律部门的划分理论，先后制定了民法典、刑法典、商法典、诉讼法典、宪法典，为以后的法律部门划分奠定了基础。法律部门的划分无疑是法学研究的一大成就，对于指导立法和认识法律的真谛都具有重要作用。但法律部门的划分后来逐渐出现了教条化的现象，突出表现为：1、固守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忽视了法律部门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交叉与融合；2、部门法的本位主义倾向比较明显，不适当地夸大了某个法律部门的作用及其地位而轻视其他法律部门；3、过份注重法律部门的划分，忽视了法律部门之间的互动关系。由此使法律部门的划分陷入了长时间的争论。

　　不可否认，法律部门的划分是法学研究的重要路径，无疑有助于学术研究繁荣。但是，我们强烈地感到，这种争论似乎又陷入了孤立和静止的研究问题的泥潭，其中体现最为明显的是对经济法、行政法与民法（以下简称三法）的研究。我们发现，在对三法的研究中，曾经都出现过“你想包容（或吃掉）我，我想包容（或吃掉）你”的探索路径。这是三法各自的调整对象难以达成共识的一个方法论障碍。为了克服这种障碍，必须寻求另一个探索路径，其思路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实际上是由多个法律部门组成的有机整体，任何一个独立于这个法律体系框架内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它们的作用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重要性是一样的，因此，法学研究的重点不仅要考虑法律部门之间的差别，同时也要考虑法律部门之间的联系，进而建立起在整体法律体系框架内的各个部门法的互动机制。法律部门的互动，是法治有效运行的基本环境。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逐步走向多元化，社会关系的界线进一步弱化，三法的互动机制显得更为重要。法律部门的划分本身是以法律部门的整体性与互动性为前提的，如果过多地、孤立地强调与讨论法律部门的划分而看不到他们的互动作用，不仅可能造成人们在对三法认识上的隔阂，而且也有背法律部门划分的最终目标，同时还可能影响科学的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框架的形成和完善。

　　二、三法互动的认识论基础

　　㈠三法互动的一般理论基础

　　行政法是关于国家与国家权力的法律，民法是关于市场和人的法律，经济法则是关于市场与国家结合的法律。因此，理解三方的互动关系，必须从三个层次展开，即人、国家与经济。关于这三个层次的理论分析分别属社会学、政治学与经济学。 从一般理论基础的角度讲，分析三法的互动关系，有必要考察一下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基本看法。

　　三法互动的必然性首先在于人的行为互动性。社会学是关于人的学问，尽管它没有直接论述法律的互动性，仅仅是将人的行为视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来看待，但它仍然可以为我们寻求三法互动的根源和机理提供有益的启迪。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涂尔干认为：人与人之间关系可以变成功能上相互依赖，从而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统一体。这是一种整合，他称之为有机连带。  正是由于社会关系的依赖性，有人主张：总结社会学的分析，必须是着重于多层次及其互动。  按照社会学的观点，人的活动与社会关系是相互联系和互动的，那么，任何关于人们行为的规范与制度都是互动的。法律是调整和约束人们行为的制度安排，法律的整体也就必然是互动的。社会学从人的行为出发研究了人们行为的互动性，为法律的互动性提供了最基本的认识论基础。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三法互动是人们的行为互动的必然反映。

　　政治学的研究同样离不开人的问题，但政治学则从政治层面将社会分为三个领域即市民社会、经济与国家。  在此基础上，一些政治学学者又提出了社团主义与合作主义，将社会团体作为一种特殊的领域对待。尽管有人对此种划分持否定看法，  但我们仍然可以认为法律与国家和政治密不可分，与市民社会及经济同样密不可分。按照普遍的观点，法律是国家的产物，法律又是国家统治市民社会的工具。市民社会的划分仅仅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模型，表明了社会的不同层次的结构。其逻辑上必然是以社会的整体性为前提的，即社会的不同部分是可以相对划分的，也是相互依赖和互动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市民社会并非与国家完全分离。若完全分离，它便不可能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正如家庭尽管不同于且有别于市民社会与国家，但并未与它们完全分离一样。国家制定法律，规定了市民社会不同领域与部分自主的外在界域。”  既然社会各领域是相互依赖与互动，建立在社会之上并界定社会各领域的各法律部门也同样是相互依赖与互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