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理性作为一种智慧的品格，是超越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作为人类本性的底蕴，仅仅作为一种主体的能力，而不带有主客体关系的具体规定。理性是真理与谬误、正确与错误的一种扬弃。真正伟大的科学家都富有崇高的科学理性精神，他们对真理孜孜追求，保持着一种谦虚务实的理性精神。当爱因斯坦收到广义相对论被证实的喜讯时，他泰然处之，因为他认为，如果相对论与以后的事实不符，相对论应予以抛弃。而当前学术界热衷于学术炒作，自吹自擂或互吹互擂，是与科学理性精神相悖的，弘扬科学理性精神是刻不容缓的。

　　科学理性作为人类知和行的指南，在人类历史上一度显示其威力，科学的昌明使人与迷信及盲目崇拜决裂，批判和根治了愚昧，一度赶走了人类精神领域的荫翳，使人类高扬起驾驭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激情，给予人们自信、乐观、进取、向上的思想基调。由科学理性孕育和发展而成的科技文明，倡导公平与规范、宽容与批判、创新与严格、效率与协作，这使科技文化成为相对独立的亚文化体系，并成为现代化社会的文化基频。

　　二。关于科学理性的限度问题

　　科学理性伴随着科学成就的涌现而逐渐僭越与泛化，这种状况在近代开始呈现，在当代日趋尖锐化。当牛顿作为新时代的摩西出现于歌颂的诗篇时，随着这一圣灵的音符的颤动，整个西方世界发出同样的共鸣。牛顿作为科学理性的代表走向了人类智慧的圣坛，理性主义背离它解放人性、推翻神性的任务，它的发展走向了独断，成为一个重塑神话的过程。在理性主义那里，理性成为取代上帝的新权威，成为衡量一切自然社会的事务有无存在合理性的唯一准绳，成为认识事物，揭示必然性与普遍性的根本手段。

　　在理论层面上，理性的独断化使理性的有限视野被突破，科学理性的独断泛化为科学主义论。科学主义唯科学至上，为科学罩上一层神性的光环，在神圣的科学大厦前，非科学只有顶礼膜拜的自由。科学主义与基督教一致，都具有宗教性质，是一种以科学为上帝的“科学教”。正如欧文所讲：“把科学地位提高的结果在某些方面使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而逐渐受到崇拜。”⑾科学主义在弘扬抬高理性的同时，使科学理性走向了它的反面，科学理性作为信仰的对象存在。韦莫斯在这个方面作了明确的阐释，他指出：“科学主义一词……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以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⑿

　　在现实层面上，科学理性泛化为科学技术万能论。科学理性具有手段上的有效性和实用性。近代科学如一枚双刃剑，以科学合理性的一刃插入理性王国，以技术合理性的一刃切入现实世界。科学理性以技术为手段为人类带来极大的收益，为人类带来长足的进步，从而使人类树立起对技术的优越感。科技万能论把科技看成使人类征服改造控制自然的有力手段视为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并获得现世幸福的伟大力量，解决社会问题不并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杠杆。并由此断定，科技不仅可以促进人类财富的增加，智慧的丰富，而且促进人性的完善，推动自由的实现，总之，科技无所不能。

　　科学理性对理性的夸大实际上是对科学理性精神的背离，是缺乏科学理性的表现。科学主义者神化科学、科技万能的言论在本质上是极端的非理性，它虽认识到科学文化价值体系的存在意义，但将这种价值体系泛化与神化，却表现出一种非理性与宗教的狂热。恩﹒卡西尔在《人论》中宣称：“科学是人类文化的最后一步，”“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是我们全部活动的顶点和极致。”他这种对科学技术的偏爱和狂热，在本质上充满着人文主义的激情和非理性的创造精神的。

　　基于科学理性的片面膨胀与现实的畸形发展，人们对理性本身进行了怀疑、反思与否定。科学理性的膨胀导致了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非科学类在科学大潮面前采取了奴颜卑膝的价值取向，这导致了自身的异化，科学理性僭越到人文领域，这种奴性的价值取向招致了近现代思想家的极大反感，使他们为哲学另谋出路。叔本华在形而上学领域提出了意志第一，意志高于知识，而尼采进一步提出唯意志论。他认识到了科学自身的不足，他一针见血的指出：“科学的发展，终于感到自身的狭窄，现代人感到焦虑，一些天性广瀚伟大的人物殚精竭虑的试图运用科学自身的工具来说明认识的界限和有条件性，从而坚决否认科学普遍有效和充当普遍目的的要求。由于这一证明，那种自命凭因果律便能穷究事物至深本质的想法，第一次被视作妄想。”⒀尼采宣告了理性主义悲剧的诞生，他试图以非理性主义的酒神精神取代理性主义的科学精神。胡塞尔借助于现象学的“悬置”与“中止判断”探究了欧洲人与科学的危机，而存在主义企图以非理性的偶然性、模糊性、超越性来弥补理性的僵化性与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