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处于法学的双重任务中：一方面是解释，另一方面是构造和体系，它暴露了经验理论和实践目的的任务之间完全不可调和的纠缠混乱，它使这种科学具备了只可与清教神学完全相似的结构相比较的特点；以实际上进行的，更为历史经验主义论和更为哲学目的论的双重可能性为基础，它确定了不停运动的钟摆从这一端到另一端；它最终也决定它们对具体的人的吸引力，并且成为这样一个问题的问题——它或许就是一个手中有这本书的年轻读者要提出的问题：我应该学习法律吗？

    仅有为数不多的父母有能力且愿意，让他们在大学受教育的子女以一个或两个学期去大概了解一下更多科学领域，其目的不过是以此检验他们的兴趣从而选择他们未来的生涯。一般情况下，在年轻人跨过学术门槛之前，必须作出这种决定。因而，学校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有意识地设法使学生获得职业选择的基础。但是对正在从事学业的法科学生来说，他将来的工作领域会教他学会什么，这根本不清楚；而对从事其他专业，如哲学、历史、神学、医学、化学及此外所有专业的学生来说，即使在学校中，就已对其未来的职业有所了解。法学学生如同包西亚的追求者一样（Freier von Porzia），选择了一个封闭匣子中的未知内容。一般地说，法律工作是否也完全像其他职业一样，要求一种特别的兴趣和天分，这似乎难以明察。但它有一点比其他职业有过之而无不及：法律思想的民族异化特征已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即使受到普遍的责难；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曾把法学视为所有科学中的一种本土精神，是所有科学中最复杂的科学.因而，出于本来兴趣而选择了其职业的法律工作者，如今少之又少。我将尝试略用笔墨来说明从事学业的法科学生的类型，我认为在战前可以将其划分为3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人所共知但又颇为惋惜的，即人们必须且又想长久耽搁在此的类型。只要法科学生不是面对开始学期，他就可以毫不担心地沉溺于葡萄酒、女人和歌唱中，然后又可以在无痛苦的填鸭式大量复习中加以补救，于是他无动于衷的精神就在法律职业中取得了与之相联系的高尚社会地位：向优士丁尼致敬（dat Justinianus honores）。今天，每个人都知道，这种体现着等级偏见的不公正典型曾给我们的民族造成损害。它的时代终究已成为过去。

    第二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包括缺乏明显思想个性，过分理智的年轻人。他们具有善于理解的天分，而且没有特别明显的好恶。他们把这种好恶作为一种超越其他纪律的纪律而不以为然，他们给学校里所有专业的学生都树立了有成果的榜样。如果父母的愿望及对另一些学科欠缺兴趣而把他们引向法学，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具有冷静的头脑，通过不与逻辑艺术脱节的实际兴趣取得好成绩，至少像现今的大多数情况那样，完成形式主义的、非创造性的法律工作者的任务。因而，在他们的行列中，如今的确出现了不少勤奋的法律工作者，无论其为理论者还是实践者。

    第三种类型

    属于第三种的人是具有强烈和高雅兴趣的人，诸如对哲学、艺术、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爱好。由于表面现象的缘故，如缺乏经济手段、作家或者学者的不明朗生涯；或出于内在的理由，如在强烈感受中缺乏艺术的创造力，他们不是将其职业建筑在他们的主要兴趣之上，他们把求助于法学作为求助于一种科学，而这种科学正是他们所要求的，至少是他们想像中的最明智的令人满意的科学，并且将假以时间与力量去培养其爱好。这些人当中的许多人毁灭于大学生波西米会社（Studenten-Boheme）（按：生活自由散漫甚至放荡的大学生群体），他们把它作为主要的生活场所。然而许多人还是发现了他们天生的职业出路或一种取而代之的记者职业；许多人也是听天由命，然后又恰巧偶尔地通过其他职业活动而丰富了法律职业活动，使表面上无关的爱好带来有价值的和有特点的科学成效；但是他们所有人事先都必须遭受到灵魂的困窘，就像他们之外只是年轻的神学者认识到的一样，因为他们单薄的理智良心和对科学的充分敬重阻止了他们。像最初所想的那样如此轻易地去选择法律职业，而且强迫自己每天都热切地去拥抱他们内心必定是颇为痛恨的思想。文学史为我们保留了许多这样的证据。每个人都知道墨菲斯托斯（Mephistos）（按：《浮士德》中将收买浮士德灵魂的魔鬼）与学生的对话，在这里，歌德（Goethe）发泄了他对法学的恼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