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5月1日，《北京青年报》先后发表了董纬先生的一封信以及许多热心市民的支招，内心深有感触。确实，小小的一口痰，可能在空气中导致病菌的迷漫与扩散，仿如人为制造的一颗小型生物炸弹。因此，就公共卫生的角度而言，随地吐痰是对公众健康十分有害的不良行为，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

　　正是其为害社会，人们才会在道德层面上对此种行为嗤之以鼻，进而在法律层面上加以规制和惩戒。道德和法律都是通过语言表达的社会行为规范，借助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它们向公众传达了其内含的关于什么当为、什么不当为的理念。而前者主要以社会舆论作为工具，谴责违规行为、让逆社会规范而行者蒙受耻辱，期望唤起其羞耻之心、以绝再犯。后者则以强制性制裁（最常见的是金钱罚）作为工具，不仅谴责违法者，更是让其蒙受经济的损失，以达惩前毖后的功效。

　　从目前热心市民的支招看，无外乎在道德与法律的两个层面上。提倡人们在外出时带上纸巾或者随身携带小塑料袋，显然是希望人们都能够从道德良知出发，主动、积极地解除随地吐痰之恶习。而强调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处罚力度的，无非寄托于法律机制，相信只要国家机器严厉打击此类违法行为，其自当销声匿迹。

　　可是，有一种现象，似乎值得在我们支招的时候进行深思。记得儿时的时候，禁止随地吐痰已经成为一种道德要求被倡行，而随地吐痰也可能会在某些地方受到臂带红袖箍的人的罚款（法律机制运行的表现）。然而，直到现在，为什么不随地吐痰依然是倡而不能行？为什么随地吐痰依然是罚而不能止？

　　对此的回答，只能是：道德与法律并非是万能的紧箍咒，它们有内在的、不可轻易克服的功能缺陷。假如从经济学意义上去观察人们的行为习惯，我们通常会说，人是一个经济动物，趋利避害乃其天性。无论是自觉的、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还是本能的、下意识的、瞬时转念的，从事某个行为可能带来的利与害，人们一般都会在心中打个小九九。

　　就随地吐痰行为而言，尽管道德和法律都是反对它的，可是，当一口浓痰涌上喉头、不吐不快的时候，有的人就会把便利放在羞耻的上面，一吐了之，而不顾道德的禁忌，有的人就会在周围没有城管监察人员的时候，求得一时的爽快，而规避法律的制裁。当然，也有人是具备道德羞耻感的，但也会在周边无人的时候，悄悄地吐了（在此意义上，道德羞耻感和道德良知是两回事，后者比前者更具内在的自制）。这些市面上常见的行为，你可以对其皱眉头、鄙视之，但不能不承认它是更加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换言之，当道德与法律给人施加的成本非常小甚至是零成本的情况下，要杜绝甚或大幅度减少有些人违反这些社会规范的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由此推论，提倡人们自带纸巾甚至小塑料袋，在道德层面上或许会为某些人所接受，但更多的人恐怕不会那么麻烦自己。何况，把痰吐在塑料袋里，提着塑料袋在街上走也似乎不太雅吧？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只要我们加大道德的约束力度和法律的惩戒力度，在这两个方面给人的行为施加更大的成本，就可以杜绝、至少是大量减少随地吐痰现象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道德和法律的运作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这些成本无论由个人承担还是由纳税人普遍承担，都是不现实的。道德依赖于社会舆论，而社会舆论则是由一个个普通人的言论构成的。可是，试问：当某个人在那里随地吐痰的时候，有多少人会去谴责吐痰者呢？或者因为自己有事在身、无暇顾及，或者觉得不必多管闲事，或者还担心被吐痰者痛骂一顿、惹得一身臊，不管什么心态，形成社会舆论所需要的成本，对于个体的人而言，似乎显得比较大。

　　再看一下法律。法律往往以惩戒违法者作为杜绝后效的手段，可是，凡需要施加惩戒的地方，必需要有施加惩戒的队伍。加大惩罚力度，仅仅提升金钱罚的额度，而没有足够的人力去监察、施罚，只能起到微乎其微的作用。然而，想像一下：在一个城市里，需要多少城管监察人员，才能有效地去执行禁止随地吐痰的法律呢？唯一的景象就是：满大街的大盖帽。我们普通纳税人，不仅在财力上不愿意负担这样的执法成本，更在眼球上不愿意承受如此的执法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