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都在自然世界的舞台中演出――当然不一定每一个自然的演员，都有自己的表演受众。只有在“社会”中演出，即在一种相互联络的有机群体中的演出，才是一种具有交流作用和文化性质的演出。“相互联络的有机群体”，不是随机性存在、缺乏社会联络关系的无机群体，它或者就是齐美尔所认定的、意义确定的 “社会”。只有有机性存在和组织的社会，才有共同剧场，才有确定的受众，这样的剧场，是表演者激情和才情的施展场所，是任何社会戏剧得以不中断演出的必备条件。从“戏剧论”解释社会活动，社会就是各种戏剧演出的重叠表演过程，一个剧情不中断的过程―――表演中断，意味着“社会”的组织模态将发生变化。这是指社会的共同剧场或者发生了非共同化，或者受众发生了解散等等情况。任何社会的整合者的义务和责任在于，维系共同剧场的存在和保持受众的参与，从而将社会活动有效安排，将剧情不断地展开。

　　法律刚好是社会戏剧的组成部分。法律的社会戏剧性，乃是特定的社会演员对“法律正义”的集体演出。国家立法者、国家法院的法官、原被告、律师、法学家、鉴定人、证人、法庭的旁听者，或许还有蒙面法警、陪审员这样一些社会角色，集体演出“法律正义”。

　　一个有机社会，法律戏剧和其他社会大戏一样，应是一种剧情不断发展，表演不中断的过程――这样的演出，名曰“有效的社会演出”。反而观之，如果法律戏剧“剧本”存在问题，表演者技艺低劣，势必导致演出的中断，这就是共同剧场的失败，从严重程度上讲，它会危害到社会的整合过程。从法律术业的语言来说，“剧本”的连贯性，或者就是法律规则本身是自洽的，相互不矛盾和露馅的，是“宪政统一的”，“有唯一解释”的。如果法律规则自身具有不统一的解释意义，那么法律正义的戏剧，就表现出表演者的自我矛盾。同时，法律戏剧的连贯性，也是所谓的法律程序的“自治性”的展现。法律戏剧的连贯性，要求立法和司法制度和习惯这样的“剧本”因素，是一种有意识创作出的文化产品，要求法律程序具有自治质素。如果有这样的演出――

　　（情景一）：

　　立法者：公民具有完整的土地使用权。

　　行政官：禁止公民行使地上权，不得在土地上树立广告标牌。

　　公民：请求法官保护土地使用权。

　　律师：土地使用权包含着公民享有地上权，公民诉求合法。

　　法官：维持行政官决定。

　　“情景一”中立法者和法官，出现了冲突性的演出，证明法律正义的“剧本”写作，存在严重的问题。它会导致社会受众，即与本案无关的社会角色，对立法者和法官角色权威和社会魅力，产生怀疑，甚至不再期待“法律正义演出”的重复性生产。

　　（情景二）

　　原告：……

　　被告：……

　　律师：……

　　证人：……

　　法官：宣告休庭。

　　（幕后：

　　法官：请对本案指示。

　　不明身份者：我意此案如此判决……）

　　“情景二”中的法官和不明身份者在幕后的演出，损坏了法官在社会戏剧程式中的角色地位，导致法律戏剧的角色出现了混乱。这种情节导致法律正义不是一种连贯性的“演出”，破坏了法律正义是由法官一气呵成的、社会文化条件下生成“正义”的内在品质。连贯性演出，产生社会文化产品，如书法家的艺术作品的一挥而就——那种断断续续的描字，写得再好也不叫艺术，法官不能自治的判决，再“公正”也不是法律的社会文化产品，法律正义是法官自为自治的社会表演过程的产物。法律正义是连贯性的“演出”，它发生在会共同剧场，需要必要的受众，接受法律正义的“剧本安排”。如果剧本是杂乱的，演出是非连贯的，必然受众对法律戏剧情节产生哄笑、退场、私议等等“受众反应”。饱受哄笑、退场、私议等等“受众反应”的戏剧，是戏剧安排者的失败。中国足球联赛与许多法律戏剧一样，同样因为缺乏演出的连贯性，受到社会受众的排斥。当足球运动员不能按照竞技原则安排自己的行为，消极比赛，或者随时关心其他场次情况来决定比赛行为，担当其他经济赌博角色，它就丧失了自身角色的正义，最终导致失去比赛自身的正义――社会共同剧场的参与者，必然对失去角色认知的社会戏剧，失去兴趣，进而采取排斥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