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伴随着国家权威的建立，由国家赋予的法律和正规制度在农村已经确立了其地位。这是农村秩序与合法性的主要依据。但是对于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来说，法律和正规制度远离它们的生活，在农村的社会冲突中，它们更容易成为强势人群的武器，法律和政策并不能代表公正。处于社会弱者地位的农民往往得不到法律和正规制度的保护，农民在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需要在社会公正与合法之间找到平衡点，夹缝中的表达既是他们的一种策略，也是他们位置使然。

　　关键词：非正规制度，冲突，农民利益，表达，合法化

　　20世纪的中国农村可以被概括为制度化建设的过程。这种制度化过程循三个路径发生，首先是国家建设，国家权力下沉到农村基层，对农民的日常生活构成越来越大的影响；法律下乡，国家公法代替农村地方性的制度和规范；从外界赋予了农村组织形式，农民被按照一定标准组织在一起。

　　伴随着制度化建设，来自于官方的法律和制度已经在农村取得了话语权，也就是说，国家的政策法律为农村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但是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合理，合法的制度也不能应对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他们生活的逻辑是潜藏在官方话语之下的。我们如果借用斯科特的概念，可以将官方的话语称为公开的文本，而将农民日常生活的逻辑称为隐藏文本，尽管我们在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时候与斯科特原有的意义有很大的差距。[i]在这篇论文中，我希望通过一些实地调查材料来说明农民如何在官方话语和日常生活的逻辑之间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意见。

　　提供合法性的官方话语

　　尽管完全远离国家的农民社会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ii]但是在现代国家大规模进入乡村社会之前，农村社会是复杂多样的，不同的农村社会有不同的规范和乡土知识。对于国家来说，这些复杂的规范和乡土知识过于多样化，国家几乎没有办法对其进行管理，因此国家通过标准化和简单化来化简农村社会。[iii]国家深入农村的过程也就是取消农村社会的多样性，代之以统一标准农村的过程。这种标准化的制度往往被认为是正式制度。但是这个过程并非很成功，因为尽管从外界导入的标准成为了官方话语，但在很多时候这些官方话语与农民日常生活的逻辑却是相对立的。不管这些正式制度与农民的生活逻辑存在多少矛盾之处，但是在强大国家政权的作用下，它们已经成为官方的话语，为农村提供了公开合法性的基础。

　　在加强农村法制化过程中，法律取得了最高的话语权力，法律被认为是公平的，可以解决农村社会的所有问题。当法律与农民日常生活逻辑形成矛盾的时候，人们可能并不认可法律的解释是合理的，他们可能更认同于生活逻辑，但是法律却是“合法”的，法律成为第一位的。我们在内蒙调查说明了这样的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某村农民的部分土地被铁路部门征用作为装卸煤的货场以后，被占地两个自然村的妇女主要依靠到装卸场帮助运煤汽车装卸煤以获得额外收入。但是行政村和铁路主管方面也希望能从中获得利益，他们开始禁止妇女装卸煤，改为由村委会和铁路方面共同组织的装卸队统一装卸，统一装卸以后，妇女被排挤出来，代之以专职的装卸队，装卸队要支付村委会和铁路管理部门管理费。管理费用占去了农民收入很大一部分。当农村妇女反对村委会和铁路管理方面决定的时候，乡政府查阅了法律，发现劳动法不允许妇女从是繁重和危险工作，这作为他们的依据，她们召集妇女宣读了劳动法，从而证明禁止妇女参与装卸是合法的。在法律面前，妇女只好承认了这种结果。

　　因为法律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所以当农村出现纠纷的时候，人们往往在法律的层面上寻找合法性。现在农村并非是如同费孝通当年所描述的那种无讼的农村，当农民认为法律可以起作用的时候，他们就会寻求法律作为支持赢得纠纷的手段。尽管农民对法律往往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他们可能并不是将法律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同时他们也知道法律并非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因为国家推动的法律下乡，法律取得很高的地位，所以农民希望获得法律的支持。在农村的社会冲突中，冲突双方的法律知识往往都很有限，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以法律为依据证实自己行为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