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民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通过考察市民化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的变迁，可以证实或证伪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现存假设。同时，农民的市民化也是一个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实现革命性变迁的历程。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多种视角来进行透视，譬如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实现能力及其实现渠道的角度，来看政府与农民、新市民关系的变迁；考察市民化进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变化及基层政权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诸如征地补偿费之类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问题；考察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如何将自身的社会本土性资源与国家社会、市民社会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网络结合起来；探讨市民化过程中政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状况；等等。这些研究都可从结构、制度、网络、个人以及事件过程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来全面进行解读。这样分门别类地进行深入研究，似乎可以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为正确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四）新市民的城市适应性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将会经历文化震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适应直至文化创新的过程，最终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新市民，因此有关新市民的研究中有许多主题值得关注，它将会成为研究的侧重点。随着户籍制度、农民工管理保护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这类问题将会以更加耀眼的形式突现出来。其中问题之一是新市民中农民精英的流动问题。在农民市民化后，农村中剩留人员中精英阶层的组成状况、农民在转变成市民后是否会出现新的统治精英、经济精英；精英阶层是在进行世代的延续，还是被新的社会向上流动而更新；各种精英的身份重合度如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将会为社会阶层研究提供新的探讨兴奋点。二是自主空间的维护与利益表达。作为新市民，农民在市民化后必然会在生活方式、工作选择、权利待遇、休闲娱乐等领域处于显性的或潜在的不利境地。新市民必将采用一定的生存方式来加以应对，并对不公平的社会待遇进行抗争。争取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域或公共领域，并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保持畅通，这其中涉及到诸如市民社会、公民政治权益等，其中的具体研究内容更是纷繁复杂，需要我们长期关注。

　　（五）农民市民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提供一些理论启示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农民的市民化必须依据现有条件来展开，因而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市民化模式。不同模式所依据的基础条件、动员机制、现实路径与策略倾向的抉择等都会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因此，比较农民市民化的模式将会对出台区域性的农民市民化因应策略，具有参考意义。譬如，农民的市民化可能会存在江南的苏锡常模式与华北模式的不同。在江南模式中，经济发达、中大城市居多、人口密度高、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强，而村落中人口聚集程度低、规模小，农村的传统家族制度强大、乡村集市不发达，农民接触城市的现代因子较多，现代工商业占主导地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苏南地区农民市民化的客观外界约束力量与现实基础。而市民化的华北模式却有其特蒜性，但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该地区交通较便利，中小城市居多，城镇密度低，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低，村落人口的聚集程度高、人口多、规模大，显性的宗族制度不发达，而农村集市发达，传统的小手工业多，农民的传统习俗文化仍较强。因此，比较两者异同，并以各自的典型地区如苏南的无锡、苏州与华北的定州（定县）为研究基地，建立或利用各种理论模型进行深入的全面探讨，从社会现实中抽象出本土性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将会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形成社会学的中国经验，并最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学成熟起来的重要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