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如果审判程序只归结为一种毫无内容的形式，那么这种空洞的形式就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马克思

　　自“全国首例判决书拍卖事件”发生后，近年来，不断有媒体报道买卖判决书事件的发生，绝大多数报道都没有报道买卖成交及以后的执行情况，但根据本文作者对部分法院的调查，买卖判决书这一民间程序已经推演到正式法律程序，已经有买受人以买来的判决书为依据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针对这一现象，法学专家有不同的观点，司法实务界也有截然不同的裁判。反对或禁止买卖判决书的同志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论证了他们的观点，近期笔者从网上读到了《买卖“判决书”的“禁止说”》一文，该文对“买卖判决书”这一“经济行为”进行了很有价值的讨论，认为“买卖判决书”是“衍生司法腐败、导致司法权威下降加剧‘执行难’”的‘非法行为’，应当“禁止买卖判决书”（为叙述方便，以下简称“禁止说”）。初见该文，笔者非常惊喜，因为笔者也曾以“经济分析”为核心，苦苦思考这一问题，却始终不敢妄下结论，然而拜读以后，意外地发现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却得出了基本相反的结论！笔者认为，“买卖判决书”实质是“已决债权之让与”，该行为有利于实现法律对私有财产保护的目的、有利于克服判决的功能局限、有利于分担执行风险、减少法院的执行压力、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遏制司法腐败和缓解执行难。现就这一问题略陈管见，并就教于各位论者。

　　一、“禁止说”对“买卖判决书”的扩充解释及其真实态度

　　尽管“禁止说”一直明确强调，“判决书确定的债权不是不可以转让，这种转让必须是正当的，即判决书确定的权利人将判决书的经济权利用于抵债等，应当予以保护。”他们所禁止的“仅是投机买卖判决书，建议”从法律或司法解释方面出台规定，禁止无基础债权债务关系而转让判决书确定的债权，禁止买卖判决书投机牟利，甚至也应该禁止公民对未进入司法程序的普通债权进行炒作。“从”文意解释“的角度理解，他们对买卖判决书的行为作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却可以发现，他们认可的”抵债“等基于”基础债权债务关系而转让判决书确定的债权“之行为是根本不需要以买卖”判决书的方式出现的，此类债权让与由于法律上的债权抵销制度、代位权等制度的保障，已经不属于买卖“判决书的范畴，这种观点实际上对买卖”判决书“作了扩充解释。除此之外，他们认为只是”禁止投机牟利的买卖判决书行为“，其言下之意认为”对于没有投机牟利的买卖判决书行为是不禁止的“，但是，撇开”投机“含义的不确定性，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是永远不会买受不能牟利的判决书的，（极少数具有赠与、捐助性质的买卖判决书除外）因此，所有购买判决书的目的都是牟利的，”禁止投机牟利的买卖判决书行为“ 真实态度是禁止所有以”买卖判决书“为表现形式的”已决债权转让“，而作为支持该态度理由的”禁止投机牟利“显然既与经济发展规律不符，也与作为经济基础之上层建筑的法律发展趋势相悖。1986 年颁布《民法通则》 ”合同一方将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 应当取得合同另一方的同意， 并不得牟利。“1999 年公布的《合同法》 第79 条明确规定了债权转让这一法律制度， 即债权人可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 第80 条还规定， “债权人转让权利的， 应当通知债务人， 未经通知， 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但引人注目的是， 该法中去掉了《民法通则》中的”并不得牟利“和应当取得另一方同意”等字句。诸如期货市场从投机到合法的发展也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