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司法交易市场因司法活动的特殊性而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

　　其一，司法交易市场永远是买方市场，卖主和买主的身份地位不可更改，市场产生之初就具有垄断性。司法交易中的卖方凭借国家法律赋予的职责和司法权力，通过司法交易行为从买主手中获取各种形式的“报酬”。这种“报酬”是他们凭借司法权力垄断和司法知识垄断无偿地从当事人手中榨取的“利润”。这种“利润”与其他任何市场中的利润都不同，因为它是以损害法律的正义和人的良知为代价而产生的。

　　其二，法律所具有的公平正义信念，在司法交易行为中转化成为商品。司法信息商品的产生具有层次性，依司法信息服务、司法信息、司法理念三个层次逐步深化。第三个层次即司法理念成为商品较为抽象，大的方面指社会整体上的法治观念被商品化，小的方面指司法交易的所有参与者对法律信念所持有的商品化态度。再明确一些，是指司法者本人的法律信念、法律良知已经败坏成为商品。司法者每一次交易行为，都是一次出卖法律良知的冒险，冒险的收获就是法律良知的价格。价格的不同并不影响法律良知成为商品，而是更加表明法律良知已成为商品，表明司法交易活动市场的活跃和繁荣程度。可以想象，有这样一个市场，里面充斥着把人的信念和良知作为商品的交易，其可怕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三、司法交易行为市场化的后果和现状

　　1、司法交易行为市场化的运行后果

　　任何市场一旦启动，必有其运行过程，有了过程也就意味着阶段性结果的存在。对于司法交易市场而言，在它的种子——司法交易行为萌发的那一刻起，就孕育了它的罪恶果实。

　　本文仅就司法交易行为市场化过程中存在的阶段性恶果，简述如下：

　　恶果之一：上诉、申诉、累诉、缠诉案件增多。带有司法交易性质的结案方式，使得当事人普遍认为案件具有可变性。只要在法院“有人”，能够疏通关系，案件就有变化的“余地”。因此，当事人为了案件具有的“余地”能够被自己所利用，而四处活动，托人求情，使尽各种手段和方式拉关系走门子；中介人和司法交易者也乘机混水摸鱼，混淆是非，从中渔利。致使各种上诉、申诉、累诉、缠诉、改判 案件逐年增多。神圣的法律就这样慢慢地丧失了尊严、稳定和公正。

　　恶果之二：法律工具主义泛滥，法治信念丧失。由于案件的折衷处理方式在短期之内，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的激化，维持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因此，法律的“可操作性”得到广泛的认可。但当折衷处理方式的短期社会效应发挥到及至状态后，其内在的弊病也必然开始全面发作。首先，公民会逐渐认为法律只是法官用来处理纷争的“工具”，使用“工具”的力度和幅度，不在于“工具”本身的规定性，而是取决于他们与法官这一“工具使用人”之间的关系。于是，他们不再相信法律的神圣与崇高，不再相信法律的公正与威严。其次，对于法官而言，代表公平与正义的法律，成为他们谋生和发展的手段，他们在适用法律时，不是考虑将法律的公正精神和原则予以实施和体现，而只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的工具性作用。从而逐渐丧失对法律职业的神圣感，丧失作为法官所应有的法治信念和社会责任心。

　　恶果之三：审结案件的公正性逐渐降低。司法交易活动的实质是牺牲法律的公正和威严。因此，大量交易法官的出现，必然导致大量交易案件的出现，交易案件的劣质性从整体上降低案件的公正性。

　　恶果之四：制度性的报应将逐渐成为现实。司法体系是否公正高效是国家兴衰的根基所在。如果我们设计和建立的制度，不是在尊重个人基础上建立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制度，不是恰当的责任追究制度和贡献奖励制度，那么我们的社会将受到坏制度的报复，受到社会发展规律的惩罚。审视当前社会现状，可以发现社会所面临的许多困境和艰难，正是源于过去不合理制度而遭受的报应。为此，我们现在必须制定实施能够造福后代的好制度，否则就要付出成倍的努力 .恶果之五：实行了司法庸政，就会淘汰优者，培植庸者，会从根本上降低司法的公正与效率，降低国家的法治水平，动摇全民的法律信念，提高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最终浪费国家的司法资源和社会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