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博弈理论在侦查中的应用。

    在严格法律责任状态下，行贿人和受贿人都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一个标准的两人协调博弈。如表1：受贿人行贿人 受 贿 不受贿行 贿 10，10 -8，0不行贿 0，-8 4，4表1在这个博弈当中，行贿人行贿的同时受贿人受贿，双方都将获得10个利益单位。行贿人行贿而受贿人不受贿，行贿人可能因此遭受到8个利益单位的损失。行贿人不行贿而受贿人受贿（索贿），则受贿人有可能遭受8个利益单位损失。如果行贿人不行贿、受贿人不受贿，双方虽然在贿赂问题上不能获得利益，但是有可能各获得廉洁期待利益4个单位。行贿人和受贿人选择的战略是好还是坏，取决于对方怎么选择。如果行贿人确信受贿人欲获得10个利益单位而受贿，则行贿人也将行贿；如果受贿人确信行贿人欲获得10个利益单位而行贿，则受贿人将受贿。每个人获利的兴趣不冲突，但只有在对方选择最优反应时才有效，而实际上在双方互不认识的情况下，没有谁能确信对方会行贿（或受贿），除非事先双方达成一个稳定的协议。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用P1表示受贿人受贿的概率，则1―P1为不受贿的概率。不论受贿人以多大的概率P1受贿（或者不受贿），10×P1加上-8×（1－P1）的数值就会相应地决定行贿人是否行贿，如果这个数值大于4（行贿人不行贿的收益），即 P1的值大于2/3，也就是受贿人受贿的概率大于2/3的话，行贿人就有可能会选择行贿。据此，我们可以在行受贿双方如何达成稳定的协议上寻找到侦查的突破口。具体地说，需要综合分析影响受贿方受贿概率形成的因素，影响行贿方抛出行贿邀约的因素，以及行受贿双方关系的稳固度等等。

    3、行受贿双方关系的稳固度的区别策略行受贿双方关系的稳固度不同，对应的侦查策略也就不同。一般来说，在现代社会中要达成完整的行受贿交易，行受贿双方的关系必须突破一个临界点 .在这个临界点之下，大部分人会选择不行受贿，原因就在于双方的信任度太低会直接影响到前述博弈协议的达成，从而危及这一行为的安全。我们所讨论的行受贿双方关系的稳固度都是指超越了这一临界点的稳固度。

    有的行受贿交易虽然超越了临界点稳固度，但是基于交易行为本身的功利性、非道德和违法性，这种稳固度不可能达到与血缘、近亲属相同的稳固度，因此，面对强大的法律攻势还是会不堪一击的。关键在于要针对不同的犯罪对象，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有的稳固度稍差的行受贿交易，往往基于对法律的有限认知，能够很快在隔离状态下做出如实供述，对应的侦查重心则是保护和巩固这种供述，不能造成证据审前的反复。有的稳固度较强的行受贿交易，则不能轻易接触，必须要在充分掌握交易的核心内容后才能行动。

    4、从证据到“证据树”的侦查过程“一对一”行受贿案件的直接证据主要依据行贿方的证言和受贿人的供述，而言词证据在证据体系中处于不稳定状态。正是因为行受贿案件主要证据的单一性，要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或是行贿人翻证现象的出现，就必须对证言和供述的衍生证据进行收集与固定，要做到及时、全面、深入，要真正穷尽每一个间接证据的可利用性，将独立的一对一的行受贿证据发展成为体系完善、环环相扣的树状证据体系。

    5、行受贿案件的立案时机的把握行受贿案件的立案时机对案件的突破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比如，在一起医药系统的行受贿案件当中，检察机关没有一定数量的核心交易证据，就和行贿嫌疑方过早地接触，想通过向行贿人单方面施加压力达到案件突破的效果。但是检察机关难以就关键环节深入震慑行贿嫌疑方，最终也不能迫其就范。结果行贿嫌疑方离开检察机关后迅速调整策略，很快和受贿嫌疑方加固了攻守同盟的关系，使得案件难以进一步推进。因此，行受贿案件在立案前的初查工作要高度保密，只有真正掌握了至少一个行受贿交易的核心信息后，才能接触行贿方。接触行贿方后，要采取两种方案进行充分防范。一种方案是通过核心信息的作用，达到了突破行贿方的效果，然后果断立案，立即跟上相应的强制措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正面接触受贿嫌疑方；另一种方案是做好突破不了行贿方的准备，则要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紧密监视行贿嫌疑方和受贿嫌疑方的接触行为，进一步控制事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