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运行方式为当前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提供了全新的内在动力，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重大举措为我们建立和完善新的法院运行体制提供了外在的动力。这是因为，经济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对一国法律制度最直接和最重要的要求是司法裁决的统一性、明确性和终局性，它对现行中国法院运行体制的影响是深远的和全方位的。表现为：第一，现行法院运行体制的地方化和行政化使其自身无力摆脱地方权力和地方利益对司法审判的制约，严重影响了国家司法权的统一性。同样明确具体的法律规范在不同的地区因地方利益的介入而可能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裁判结果；同样的司法判决由于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而常常出现两种相反的执行结果，特别是一些地方的“重点企业”、“利税大户”、“书记联系点”、“县长扶贫村”等均是执行工作的“特区”。这种地方行政对国家司法权的干预和制约形成了新的“诸侯割据”，严重破坏了全国市场经济的运行秩序，极大地挫伤了投资者的经济利益，并且引发了更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如果我们不能采取积极有效的改革措施从源头上遏止司法审判中的地方保护、行业保护和部门保护，不仅会极大地削弱中央的权威，而且会最终造成国家的分裂。第二，现行法院运行体制的地方化和行政化严重制约了优秀审判人员的选拔任用，直接影响和制约了整个国家司法裁判的质量。由于法院自身没有独立的人事任免和干部调动等权力，导致法院需要的、经过政法院系系统训练的专业人才进不了法院；同样，法院不需要的、只要是政府人事部门录用和同意的都可以调入法院。此外，现行法院干部的地方化管理也不利于优秀法官自下而上的流动，因为一名法官由基层选拔到上级法院均要涉及户口、家属安置、子女上学等一系列法院自身无法解决的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依靠和求助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配合。而一个缺乏上下流动的法官管理体制又不可能培养出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的高素质的专业型法官队伍。第三，现行法院运行体制的地方化和行政化不利于彻底解决法官队伍的经费保障和物质待遇问题，也不利于我们建立一支廉洁高效的司法审判队伍。当前，除东部沿海地区和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外，广大基层法院办案的经费保障和法官个人的工资待遇均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有的甚至半年发不了一次工资。这一方面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另一方面则是与法院内部人员严重超编有关。由于当地政府财力既不能解决法院的办公经费又不断地向法院安插人员，加之个别司法人员政治素质与道德素质不高，最终出现向案件当事人“吃、拿、卡、要”等消极堕落现象，从根本上毁灭了国家司法权的纯洁性和严肃性。

　　如何解决当前法院运行体制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弊端，唯一的出路就是变当前地方化的“块块领导”为自上而下相对独立的“条条领导”，由于法院运行体制的变革涉及相关组织法和程序法的修改，故不可能一蹴而就。总结我们近年来在知识产权、海事、仲裁等诸方面改革所积累的经验，当前解决法院运行体制的措施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第一，为了配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带来的法官配置问题和司法裁判的质量问题，可以跨省、跨地区设立专门性的知识产权法院。这一方面能够解决当前专业型法官队伍的不足，同时能够为司法摆脱地方化干扰积累充分的经验。此外，为了摆脱司法的地方化倾向，我们在程序法中应适当扩大当事人对管辖法院的选择范围；对民事案件实行繁简分流，扩大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提高司法效率。第二，打破法院设置必须受制于行政区划的传统，跨行政区域设置高级人民法院。由于我国实行“二审终审”的原则，因此，司法摆脱地方化干扰的起点应当从各中级人民法院开始，即各中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应当由跨省设立的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提名，报省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任命；各跨省区的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及审判员一律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提名，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任命。第三，随着国家财政收入和支付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法官队伍的专业化和精英化，在全国建立上下相对独立的法院体系的条件即已成熟[⑧].应当说明，建立上下审级垂直而又相对独立的法院运行体制丝毫不会改变我国审判机关接受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的本质属性。同时，我们强调上下垂直领导主要是指法院系统内部上下级党组织的领导关系，上下级法院之间的业务关系仍然只是建立在不同审级基础上的监督关系，各级法院仍应贯彻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