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法律家是连接法律规范与社会生活的纽带和桥梁，影响着法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和作用。任何国家的法律家都不可能脱离其特定的社会环境，但法律家与社会及民众的联结方式及程度却可能大相径庭。在这方面，法律家的地位是微妙的、甚至常常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法律家应该真实反映并回应社会及民众的法律需求，但法律家又是以其积极活动塑造和决定法律样式的主体；法律的自治要求法律家与普通民众保持身份上的差别与距离，然而法律家的贵族化和独善其身的倨傲态度又往往成为社会批判的重点；反之，法律家与社会的过于密切的联系在赋予法律民主化与常识化之优点的同时，又很难保证法律家的专业化程度和与社会的独立性。同样，一个国家的法律家集团既可能在社会发展中与社会相对脱节、成为异化的国家机器的象征，也可能通过自身的作用对法制建设发挥的积极影响。由于法律家的活动直接决定着法与社会的适应程度，决定着法的权威和法律的价值取向，因此，法律家既是法制发展和改革的主观条件和动力，也是法制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当我们在谈论法律家素质以及有关制度建设的时候，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环境和民众的法律意识，否则，当我们按照某个西方国家的标准来塑造司法官的形象之时，或许正在推动他们的异化和与民众的远离[10].所以，社会对于法律家（特别是法官）素质的外部评价与其整体的实际状况有时会出现较大的差距，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法律家素质之构成

　　法律家的素质意味着社会对从事法律职业的专业人员的基本要求，这种要求的内容和标准基于不同时代和社会的具体法律需求、价值取向和社会经济条件而迥然各异。因此，具有一定的多元性和地域性特征。然而，一般而言，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家所应具备的素质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法律家的职业道德。对于法律家而言，最重要的要求是公正和公平，这既是执法的技术问题，又是一种道德要求，鉴于司法腐败对法制权威的损害远远大于执法技术上的失误，因此，维护公正首先应被视为一种对法律家职业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同时，由于法律家的活动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其中法官、检察官等还拥有身份保障权，执法的公正与否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他们的“良心”保证的。因此，相对于外在的监督和制约，职业道德和行业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保证机制[11].在这方面最基本的要求是对当事人的公正和“严格依法”，即对实体和程序法的严格遵守。

　　由于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对公正和公平的理解有所不同，赋予执法者的裁量权亦有程度上的不同，加之时代思潮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些职业道德的具体内容和原则往往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例如，有些国家通过立法实现对司法权和司法官的制约，强调法官首先应忠于立法；而有些国家则认为法官选举是保证其权力正当性的根本，强调法官应忠于选民和社会。有些国家的律师职业道德规范禁止律师检举自己的委托人的犯罪行为，而有些国家则把这种检举作为律师的义务。再如，司法能动主义历来受到较大的抑制，但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以后，法官或法院在参与社会决策、资源分配、促进和解等方面表现得越来越积极，这方面的职业道德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马锡五”式的法官形象曾是我国法官的职业道德模式，今天同样受到了时代的挑战[12].严格地说，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适性的法律家道德规范，只要是有利于特定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执法的公正和公平，符合法律家职业的特定需要，都属于职业道德的范畴。问题在于，这些职业道德不能仅仅停留在观念的层次或沦为空洞的口号，而必须形成为具体的行为规范，建立起内部的监督和自律机制[13]，并能够在法律家违反了这些道德规范时发动共同体或行业内部的责任追究和制裁措施。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建立了法律家自治组织和行业道德规范，这种机制的完善与否决定着法律家集团的成熟程度和社会威望，它也是从内部控制“司法腐败”的最重要的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