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法律家的职业技能，包括法律思维与推理能力、对法律规范的理解与解释技能、法律意识、掌握证据和事实的能力、思辨、辩论和撰写法律文书的能力等等。这方面的技能决定着法律运作过程及其结果的质量与效率，也就是所谓“执法水平”的问题。这些技能不同于文化素养，并非能够通过书本和一朝一夕即可掌握的，它的掌握和提高主要依赖于实践经验的积累，因此，法律家职历的长短和年龄本身就成为其素质的一个显著标志。对于一个法官来说，从学校学到的基础法律知识不过是进入其实践生涯的钥匙，职历和年龄的积累本身也是经验的积累，而岁月的沉积会增加对现实生活和人性的感悟，削弱激进和浮躁，避免掌握司法权的人因自己的任性影响司法的结果，因此，保持司法队伍的稳定性是极其重要的。世界各国的法官选任之所以或者从资深律师中选任、或采用自下而上的逐级升任制度，都是基于对经验的重视。这也正是法律家集团的形成和成熟之所以需要较长时日的原因所在。同时，还必须指出，因为基层法院和上级法院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职能，解决性质不同的纠纷，往往也适用不同的程序，因此他们的能力要求和标准也应有所不同。上级法院在处理复杂的案件、其判决具有一定的判例效应的情况下，不仅要求法官有能力做好普通程序的审前准备、主持好开庭审理、准确把握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其裁判文书的法理和逻辑也应该得到充分表述。与此相反，适用简易程序的基层法院，其职能重在解决纠纷，法官的能力应体现在如何高效地解决纠纷，以及对管辖区域的实际情况和社会规范以及民情、民意的了解，以便得到当事人的信任[14].

　　第三，法律家的学识。需要指出，学识并不仅仅意味着学历，甚至主要不是指学历，因为法律家的学识不仅包括法律方面素养，即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和法律意识，更重要的是指他们在处理法律事务中所必需的社会常识，即对社会生活、人性、价值和利益等的深刻理解和感悟，对于法官、特别是基层或初审法院的法官而言，一定的社会经验和人生经历还意味着对当地社会及其一般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了解，这些都是处理法律事务所必需的。法律家的学识还要求他们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社会的发展中保持适度的稳健而非激进的立场和态度，才能起到平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15].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家与医生及其他技术专家的产生和培养有所不同：其能力并不是与学历的高低成正比的。历史上英国的法律家曾主要依靠师徒传承方式培养产生；许多国家的基层法律家则从当地居民中选举产生；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也有其他公务员通过司法考试和职业培训转任法官的制度。当然，时至今日，由于发达国家的大学教育已经普及，法律家们理所当然地普遍具有大学学历或其它法律基本学历（包括美国的JD），然而即使如此，在接受高于基本学历的学历教育（如法学硕士和博士）之后再进入实务界的，反而较为鲜见（由资深学者转入实务界的除外）。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执法者的实务法律家与从事法学研究的法学家在素质构成上是存在某种重要区别的，这种区别首先是来自现代法治本身的特征及其所应有的逻辑，同时也取决于法律职业集团内部分工的需要。美国比较法学家伯尔曼在论述西方法律传统时曾归纳了近现代西方法的十大特征，他指出，当代随着西方法律传统遇到的各种挑战和危机，其原有的许多重要特征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存留至今的，有四个最本质的特征：即：1、法律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的（政治、宗教、道德和习惯等）相对自治；2、法律是由专业的法律家职业集团配置和运作的；3、法律家的职业培训；4、一种超然于法律制度之上的法律科学，可以用以评估和解释法律制度和规则。[16]

　　尽管这四个特征在某种程度上都涉及法律家，但显而易见，伯尔曼特别强调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其中法学的存在及其所具有的超法律的特性非常重要。作为一门科学，法学应具有体系性、原理性和批判性的特征，以理性思辨和逻辑自足为基本要求；而且，法学并不必须以忠实现行法为基本精神——它不仅能够建构系统的理论体系来阐明法的本质和价值，而且能够通过对现行法的评价、批判和重构，成为推动法律发展的动力。相比之下，法律实务则以现行法为基础展开，其基本要求是严格性、统一性、操作性和保守性，执法者应尽量避免对现行法进行道德评价。这样才有助于培养实务法律家对现行法的信仰与忠诚，保证法律适用中的统一性、连续性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