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二，人民陪审员是否在应然上应该同法官并肩而坐，分享审判权？我国诉讼法规定，在一审的非独任审判中，人民陪审员可以成为合议庭的组成人员，且陪审员在执行陪审职务时，与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义务。可见，陪审员与审判员没有分工，权力等同（类似于参审制）。于是，问题暴露出来了，在对法官的精英化建设中，非法律精英的陪审员作为“准法官”，降低了司法队伍的素质。原本成不了法官的人，可以成为陪审员，反正只是在称谓上不同罢了。在司法活动中，“陪而不审”现象严重。“庭审中，多数陪审员只是静坐，始终不说一句话，庭审完全由审判长进行。……更有甚者，如庭审时间过长，个别陪审员打瞌睡的情况也会出现。合议时陪审员缺乏独立见解，一味盲目附和主审法官的意见，使合议流于形式。”[11]值得注意的是，陪审制在世界范围内也呈式微之势。总之，这种同法官同权式的陪审制不要也罢。除非向英美的分权式的陪审团改造，才能形成司法的大众化——陪审团对事实的判断与司法的精英化——法官对法律的运用二元对抗与制衡的格局，弥补由于精英法官所有的职业病而产生的缺陷，这是后现代法治的问题，我们还处在法治的现代化建设中，法官精英化是关键。如果担心废弃陪审制会弱化对法官的监督的话，难道我们对法官行使审判权的监督机制还少吗？有人大、人民检察院、舆论、人民监督法院，少了人民陪审制也无伤大雅，何况它所本应具有的民主、监督作用是否曾起到过，还是一个问题。这个中看不中用的人民陪审制，现在留着不仅没用，还会阻碍审判权行使主体的精英化，不改造，就该废除。虚置一种无用的制度，是一种制度性浪费，也加剧了司法资源的浪费。虽然我认为改造人民陪审制的意义不大，也不是刻不容缓的事，要移植西方的陪审制会有制度上的、文化传统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困难。在这点上笔者同梁治平先生在《法律与宗教·译者序言》中的担忧一致。

　　综上，我建议把审判权行使主体界定在：现阶段以法官为主体，以精英化的审委会为例外，发挥法官的主导作用，待法官精英化后，废除审委会，使法官成为审判权行使的唯一主体。人民陪审制则应当废除。

　　三、法官队伍的制度构建——法官精英化

　　法官队伍的构建的宏观目标是实现法官的精英化。法官的形象在民众心目中应当是有修养的伟人、人间的智者、社会良知的守护神，这样法官才能获得社会整体的普遍认同、支持和景仰。这样的法官便堪称精英法官。现实中，精英法官一定存在，只是凤毛麟角罢了。极少数的精英与绝大多数非精英法官共同工作，根据经济学上的“劣币驱逐良币”规律，精英会被非精英同化。所以，应当改革现在的法官制度体系，规范法官的“准入”，以确保法官人才的精良后备队伍，配备精英生长的良好土壤（靠制度建设），在司法实践中，培养出具有现代法律观的一代精英法官。同时，笔者也考虑到了改革的市场背景，并非主观唯心，不切实际，也铭记“任何制度实际上都必须通过人的自愿合作来完成的，因此如果这个制度不能让人们自愿参与到制度内来博弈，那么任何制度设计就注定失败。”[12]所以改革的思路应当是：

　　第一，建立法官选拔的精英标准。法律精英何出寻？贺卫方教授等人主张可以借鉴英美国家的做法，从出类拔萃的律师和检察官中选拔，虽然他们可能出于职业习惯对一方当事人有先入为主的不自觉的“偏袒”，还可能有喋喋不休的坏毛病。朱苏力教授在对从下级法院遴选法官提出反面意见的同时，但也肯定了其好处，并认为要注意初审法院与上诉法院的分工。[13] 还有统一司法考试，在一定程度上是提高了做法官的门槛，虽然也造成了大量法官人才的流失。有人戏称，都是待遇惹的祸。上述几种方案都很有建设性，虽然都不是完美方案，也可能永不会有完美的方案。这里我有一点补充，他们恰恰都忘了他们自己，法学院的老师们、教授们，你们也该出点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