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传统的法律观念之下，如果职业伦理与大众伦理发生冲突时，民众或官方总是指责法律家们机械、教条、冷漠，并且要求法律家遵循“舍法取义”的方式来处理法律问题。

　　法律家所遵循的伦理与大众所崇尚的伦理是有所区别的，法律家对待道德问题的方式也是有其独特之处的。善于关注道德问题的法理学家朗。L.富勒曾就律师的职业道德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件刑事案件中，律师替一个他明知有罪的人辩护是完全妥当的。非但如此，而且律师还可以收取费用，他可以出庭替一个他明知有罪的人辩护并接受酬劳而不感到良心的谴责。富勒说： 假如被告所请的每一位律师都因为他看上去有罪而拒绝接受办理该案件，那么被告就犹如在法庭之外被判有罪，因而得不到法律所赋给他的受到正式审判的权利。……假如他因为认为一个诉讼委托人有罪而拒绝替他辩护，那末他便错误地侵占了法官和陪审员的职权。[1]

　　尽管富勒讲这番话后他自己也并不认为这会让圈外人士心悦诚服，但作为法律家都会相信律师替这样的一位委托人辩护是完全符合职业伦理的。西方有学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说律师拥有一种与其他人的道德规范不仅不同而且有时是相冲突的道德规范呢？ [2] 这一问题涉及法律家的职业伦理。

　　关于法律家伦理的“与众不同”，恐怕在中国其程度会更加明显。费孝通于40年代在一篇题为《无讼》的文章中谈到乡土伦理与司法伦理之间的严重冲突。他谈到这样一个案例：有个人因妻子偷了汉子打伤了奸夫。在乡间这是理直气壮的，但是和奸没有罪，殴伤却有罪。他记“如果是善良的乡下人，自己知道做了坏事决不会到衙门里来的。这些凭借一点法律知识的败类，却会在乡间为非作恶起来，法律还要去保护他。” [3]他说，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

　　法官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因而“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4]这样看来现代法治是很难溶入中国乡土社会的，因为法律家的伦理与普通伦理，尤其是与中国乡土伦理的确存在很大距离。讼师在古代受到蔑视之事实，并非完全是因为讼师与律师有区别，它固然与讼师的劣行、恶行有关，但主要还是因为作刀笔吏的行当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伦理。

　　二

　　在众多的职业道德中，法律职业道德与其他职业道德相比最为独特。以医生为例与法律职业比较，医生不以牺牲他人的利益来帮助另一人，治病救人是职业道德，这本来就是符合普通道德的。然而，法律职业道德呢？律师或法官在选择解决方案时则必然会在伤害或不利于一方的情况下而有利于另一方。[5]前述所谓律师可以为他明知有罪的人辩护，这一职业伦理与普通伦理显属抵触也是一个好例证。另外，还有法官为民解决纠纷不象行政官员那样免费“服务”，而是要收取诉讼费；法官不得对当事人抱有同情心；法官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暴行不得嫉恶如仇，而应当保持超然中立进行无罪推定；等等。法律职业有特殊内容的道德要求，面且大都是法律家在法律程序当中必须遵循和实践的。离开法律程序也就不会存在这种法律家特殊的职业道德要求。

　　法律职业道德除普通职业道德中共通的要求之外，还包括法律职业特殊的道德，它们来源于法律职业的专门逻辑，因而区别于大众的生活逻辑。法律家的职业逻辑包括两部分，一是溉律家的“技术理性”，即法律家特有的语言知识体系和技能思维方法，另一部分就是法律职业伦理中的程序伦理；前者属于技术问题，后者属于伦理问题。法律职业特殊的道德要求是表现法律职业道德的个性方面的那些内容，因为它们主要表现在法律程序中，法律职业伦理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与法律程序有关，所以我们称之为“法律家在法律程序内的伦理”，[6]亦可简称‘程序伦理“。程序伦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主要构成部分。

　　程序内的伦理并不是指要求在法律程序中做合乎普通伦理道德的事。比如在某老年夫妻离婚案中，一间房子依法律理当判给男方，而女方则离婚后无处安身。法官出于道德考虑，判决将房子一分为二，一人一半，事后双方都没有来法院“闹事”。[7]但是，此案判决并非依程序伦理。此案判决符合了大众的道德观念和标准，属于符合普通伦理的行为，因此“没有来法院‘闹事”’说明判决结果被接受。当法律与情理相矛盾时，则“合法”是理所当然的。此案法官本质上忠实地遵循了海瑞式的中国传统的审判与解纷方式，而且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广泛民众基础。我们相信至今为止，人们会对此案的法官及其做法致以赞许和肯定。这就是中国法的“形式化” [8]要素严重匮乏的一个具体表现。要是把这样的做法略作“放大”，我们还会发现更多更重要的类似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