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法官集体培训项目

　　集体培训项目首批法官是从该市各级法院选拔出来的“外语好的年轻法官”，共20人。培训时间为3周。经费同样全部由中方出，威大法学院为他们举办了若干讲座，组织其参观了各种政府机构和法院。当我询问此行的目的时，回答说是为了了解美国的法律；对于为什么需要了解美国（威斯康星州的）法律的问题，回答是目前该市高院只与威大法学院建立了这种联系。根据威大主办者的粗略估算，这次培训除往返机票外，人均各项费用约为8000美元，如果将往返机票（约1万人民币）以及国内组织、培训和其他费用算入，总数可能约需15至20万元人民币。这个项目时间安排比较紧凑，几乎所有工作时间都安排了法院和政府各有关部门的讲座、参观和旁听审判等活动，重点是美国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程序，就项目本身而言，效益相对较高。

　　3、公务员培训项目

　　威大法学院承办的为该直辖市某区培训公务员的项目是在该区区长推动下形成的。该区长曾经是一位法学教授，后从政。任教期间，曾到威大法学院作过访问学者。担任区长之后，他提出了一个宏大的人才战略，与威大法学院建立了培训协议。该培训项目由区政府出钱，威大负责安排。这次已是第二批，共19人，成员是已经在该区工作6至7年的年轻公务员，来自该区各个党政部门，外语经过考试和集中培训，不设翻译。笔者也同这些参加培训的公务员进行了交流。整个培训为期3个月，安排是：（1）4周专门培训课程，主要是由各部门分别讲授该州的有关制度和法律；（2）两周到纽约、华盛顿等地参观；（3）实习，根据个人情况分别选择不同的政府部门进行为期1个月的观察见习。例如其中一位来自司法局的干部在县法院实习，分别到有关各个部门进行了实地了解，如公设律师、法院审判、管理等。其间不需要每天都去，也可以根据兴趣选听威大法学院的课程，但由于时间关系，不可能听完一门课，也同样不可能接触到威大法学院最有特色的东西。（4）参观回国。此项目由于有外出参观的安排，实际支出要比法官培训更高，且人数较多，至少耗资近100万元人民币。在区一级的机构中，如此魄力的大规模的培训实不多见。

　　威大法学院和东亚法研究中心与我国大陆及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等都有密切往来。此项目的负责人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司法援助项目十分热心，从其承担这些培训项目的初衷和效果看，确实颇具远见。首先，是扩大了威大在中国的影响，与中国大陆一些地方政府和政法机关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使这个地处偏远的大学在中国的经济中心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联络了一些跻身于政法界高层的校友。同时以该地区为中心，威大法学院不断开发出一些新的项目，例如与华东政法学院联合办学，每年接受部分研究生学生到威大法学院学习一年，可同时获得两校的硕士学位（LLM）。美国的其他大学虽然在这方面政策和做法各有不同，但近些年来，都在做着同样的努力。据说这些培训项目的主要目的并非赚钱，但毕竟学费对学校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且决无亏本可言，所以这个项目也使威大法学院获得了很好的效益，因而得到了大学当局的支持。

　　二、问题与比较分析

　　1、出国培训考察的投入与政策

　　众所周知，法院教育培训的传统最初是出于实际需要——1980年代法律人才匮乏、法官主要来源于非法律专业人士，学历低，不得不通过自身的力量和法律院校完成基础法律教育和专门性职业培训。这种教育的效果是显著的，曾使一大批非职业人员成长为法院的骨干法官。然而，随着这一任务基本完成，法院的教育机构转化为继续教育，以提高法官素质的理由继续发展。[iv]但是在职人员通过各种普通教育机构提升学历学位的“教育”则始终持续。由于法院在司法改革中把提高法官的职业化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因此教育培训的投入不断增加，国家为此设立了专项开支，各地法院的培训经费逐年都有较大的增长。法院通常以法官的学历、学位、乃至出国培训或国外归来的留学生的比例作为其人才素质的重要指标，并把法官的外语（主要是英语）水平作为法官素质的一个标志。[v]从大规模的法官培训、出国考察，到目前发展为有计划的长期国外培训，都是出于法院的司法政策和发展战略。在各地法院办案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仍有大量的法官（据说不低于三分之一）在以各种方式“上学”，从“专升本”、法律硕士、法学博士直至出国留学和培训。例如这一则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