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由与秩序的冲突
宪法的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人关于宪法的绝对超越指向，“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3]同时，“秩序之所以能成为宪法的价值，出于人们对有序生活的乞求。”[4]“建立适应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宪政秩序，不仅是宪法促进其他各项社会价值的重要手段，也是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目标。”[5]自由与秩序都是宪法的价值目标与准则，自由强调的是主体个性的发挥，而秩序强调的是有序状态的建立与维持。自由难免有打破既有秩序的趋势，而秩序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人们的自由。因此，二者之间的冲突就再所难免。
自由与秩序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在具体案件中的对立和冲突，往往令法学家与法官们难以取舍。在英国，“只要一个人不违反有关叛国罪、煽动罪、诽谤罪、猥亵罪、渎神罪、伪证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等罪行的法律，他就可以言所欲言。只要他不违反有关工会、互助会、宗教、公共秩序和非法誓约等事务的法律，他就可以组织社团。只要他不违反有关骚乱罪、非法集会、妨害生活、交通、财产等行为的法律，他就可以在他喜欢的地点以喜欢的方式举行集会。”[6]可以看出，英国对于言论自由的宪法保护力度是相当大的。但是，英国同样是一个重视司法秩序的国家，例如，蔑视法庭罪就是对于公民言论自由的一种界限或者限制。“根据1981年蔑视法庭罪法第1条的规定，蔑视法庭责任的确立是建立在严格责任原则基础之上的，即凡是有可能干预某一诉讼过程中的公正的实现过程的行为都会被视为蔑视法庭，而不论行为人是否有这样的故意。根据该法第2条的规定，严格责任原则适用于任何对正在进行的司法程序中公正的实现构成严重损害的实质性危险的出版行为。”这部法律同时规定了一系列抗辩该罪的指控理由：“第一抗辩理由是无罪的出版行为（innocent publication），只要对出版物负责的人能够证明他已经尽到了所有合理的注意，但仍不知道有关的司法程序正在进行之中。第二个抗辩理由是，对公开进行的司法程序的公正的、准确的、善意的、即时的报道。但是，为了避免对司法公正的实现构成实质性的损害，法院在必要时可以通过命令延迟这些报道的出版。第三个抗辩理由是，出版物所包含的内容是对公共事务的善意的讨论，而且对某一特定司法程序的损害的危险仅仅是或然性的。”[7]
（二）效率与公平的冲突
“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价值体系中，效率日益受到重视。”[8]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科斯曾说，“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价值。”[9]因此，追求效率、节约社会资源应该是现代宪法的重要价值目标与准则之一。但是，客观地讲，在许多情况下对于效率的追求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不公平，因而效率和公平经常处于矛盾状态中。所以，有些人认为，公平是最高的价值，不能舍弃公平而追求效率。例如，罗尔斯就指出，一个法律和制度，无论他们如何有效率和条理，只要他们缺失公平的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