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与公平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社会价值。一方面，以效率为标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高层次的公平，即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如果把效率绝对化，不考虑公平，就可能导致收入悬殊，造成社会不稳定，影响以至阻碍最终效率的实现。
从对于我国宪法第6条分配制度的修改便可以看出效率与公平之间的价值冲突。我国1982年宪法第6条第2款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1999年第14条修正案修改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通过修改前后的对比，可以看出，在修改前，我国宪法在经济制度上的价值追求是侧重于公平，而修改后则是侧重于效率。但是，客观地讲，在修改前我国宪法忽视了效率的价值，而修改后的宪法又过分强调了效率而难以达到公平，结果产生诸多社会问题。
（三）公益与私益的冲突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法表现为国家意志，通过确认、界定、分配各种利益，将其所认可的利益以权利的形式确定下来，调整着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关系，从而维护社会秩序。[11]因此，利益是法和宪法的重要价值目标和准则，并且，利益间的冲突是法的价值冲突和宪法价值冲突的实质。庞德在阐述法的任务时，接受了耶林的社会功利主义法学关于社会利益的思想，并加以发挥。他认为，法律的任务在于以最少的浪费来调整各种利益的冲突，保障与实现社会利益，他把利益分为三类：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12]
实际上，庞德对于利益的分类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公益与私益的划分。公益表现为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私益即每一社会成员的利益。任何时代的历史活动都是由无数单个的具体个人的社会活动构成，个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是整个社会历史活动主体的最基础的单元。因此，私人利益乃是利益动力结构的原始细胞。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不仅主体的生活需要，而且主体的生产需要，都要以私人利益的形式来满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宪法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体现出以私益为本位的价值观。20世纪开始，以德国《魏玛宪法》为代表，通过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使近代宪法中的自由主义精神受到抑制，社会公共福利受到重视和提倡，为了社会利益可以对私人利益加以限制。[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