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立宪主义宪法的基本价值在于保障个人的自由，自由是宪政的首要价值。从宪法学的角度来认识，宪政限制政府权力要保障政府在宪法范围内活动，防止政府受野心之驱使而行专制。因此，宪法规定政府行使权力的范围和方式;确立分权与制约的原则，将不同的政府职能在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进行配置;确认政府主要官员的任期限制;确认权力与义务的一致性等等。对公权力的约束不仅可以避免简单多数决定产生的弊端，而且通过宪法和法律阻止公权力的滥用，形成法治秩序，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并不削弱宪政的人权保护功能，在宪政状态下，人权保障是其终极目标。按照近代人权观念，人权先于宪法而存在，它不是宪法权利，宪法只是对人权的确认并提供保护，而不创设人权。在这一人权观念之下，政府必须尊重人权，为了防止政府侵犯人权，必须制定宪法来限制政府权力并创设一种保障个人自由的政治制度——宪政。因此，近代宪政“被视为不受所有机关和所有政治权威之行使的侵害。”“这种权利观保护个人不受社会的侵犯，不仅不受政府官员的侵犯，甚至不受多数人、不受民选代表的侵犯。”[3]5 由此可见，宪法是通过限制政府权力而保障个人自由的法律手段。

　　宪法规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采取限制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折射出政府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的理论。这种一般法理体现出近代立宪主义对人性的基本认识，既然人是可以为恶的政治动物，人们在建构法律秩序并授权政府权力时就要充分考虑到有权的人对权力的滥用;政府权力的行使以及公民自由的保障归根结底都是人的生活和自由发展，宪法规范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禁止，其目的就在于此。宪法授予政府权力的同时，凡涉及到权力行使对公民的基本权利构成限制时，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往往会对权力的行使施加范围和方式上的限制，这种理论甚至在现代宪法中也不过时。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规定，经过大陪审团的起诉才能对公民施加重罪及其它剥夺权利的审判。联邦德国基本法规定，只有法官才能对准许或者继续剥夺自由作出裁决。宪法在确认公民基本权利的同时规定这些权利的行使应当受到法律的限制，即宪法明确授权可以通过立法来限制这些基本权利。一般确认某项基本权利的行使须符合法律的规定，或者某项基本权利只有法律才能施加限制。如联邦德国基本法规定，人人都有生存权和人身不可侵犯权。个人的自由不可侵犯。只有根据法律才能侵害这些权利。葡萄牙宪法第十八条规定法律可以限制权利、自由与保障。意大利宪法规定公民的权利可以受到法律的限制。宪法在规定政府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时，有时规定政府的限制必须是附条件的限制，即宪法在确认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时为这种限制确定条件，只有当出现宪法上规定的条件时，始得对公民这种权利作出必要的限制。如联邦德国基本法规定，住宅不受侵犯，但为避免共同的危险或者个人的致命危险，或依法防止对公共安全和秩序的紧迫危险，特别是为缓和房屋短缺，同流行病的危险作斗争或者保护受危险的少年的情况除外。芬兰宪法第十六条规定，关于芬兰公民一般权利的上述各条规定并不妨碍在发生战争或叛乱时规定必要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