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执政是一种法律行为，是产生法律效果并受法律约束的行为。相对于党的领导来说，执政行为更强调合法性。 它不仅要求政党进入国家政权要合法――合法选举，还要求贯彻政党意图也要合法――通过法定程序将本党的治国纲领和主张上升为国家法律，并通过法定主体和法定形式贯彻实施。同时这种法律行为不仅约束国民，更要约束执政者自己――执政者对于自己失信的行为、决策和执行失误的行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执政是以国家权力机构作支撑的、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为。执政是政党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活动。一般的政党活动并不必须是在政权内的活动，而执政则必然是在国家政权机构内部的活动。而且，执政必然要运用国家政权机构的权力，推行以国家名义制定的法律和政令。这种行为对全社会成员产生法定的约束力、强制性，全体社会成员都有服从的义务。正是因为这样，才不得将党的领导泛化为党的执政，将本应由党的组织和党员身体力行、说服、引导和教育的工作，错误地由国家权力强制推行。

　　二、合法观

　　前面讨论了执政观问题，但这只是涉及到了政党代表进入国家政权机构之后，应该用执政的观念，而不是用领导的观念来处理政务的问题。那么如何进入国家政权，尤其是如何取得国民的信任并长期执政呢？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从当代政党发展规律来看，并不是所有的政党都能够进入国家政权，也并不是所有进入国家政权的政党都能始终如一的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白无误地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实际上涉及到政治学研究中的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不是简单地指合乎法律，而是指公民对政治权威的自愿接受性 .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基本要素，它是政党能够进入政权成为执政党，并“合法”行使权力或施行统治的前提。它一方面表明执政党具有使人们认为其执政是“正当”“合法”的特性；另一方面表明人们在没有强制力迫使其服从的情况下对执政行为的自愿服从、支持乃至忠诚。

　　以前在党建研究领域，一提到合法性问题，就容易涉嫌怀疑党的领导，甚至是否定党的领导。但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人们开始重视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并将合法性丧失解释为苏、东巨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德国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谈到合法性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性时告诫人们：“如果我们把合法的政权与政治统治等量齐观，那么我们就必须说：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

　　一般说来，合法性有实质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之分。前者是指执政党的政策和纲领“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后者是指执政党之所以进入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是通过真正民主的选举程序实现的。

　　实质合法性是执政党得以执政的内在根据。通俗地讲，实质合法性就是民心的向背，即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一个政党能够执政，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它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能够带领一个国家按照时代进步的潮流不断发展和壮大。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执政的实质合法性上，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了不同的标准：毛泽东提出了“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和“发展是硬道理”。现在执政党提出了坚持和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思想把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实质合法性内涵升华到了新高度。“三个代表”已经成为解释执政党实质合法性的根本依据，成为评判执政党执政的实质合法性基本标准。因此，要保持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执政的实质合法性，并不取决于任何说教和臆想，而决定于能否从制度上保证执政党始终践行“三个代表”，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