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私有财产保护：新宪法改变了什么？

    宪法遵循了这样一个逻辑，即包含私有财产地位的价值性条款、程序保障条款和救济条款，建立了对私有财产保护的制度性的架构。这些条款带有宣示性的色彩，为民法等下位法提供了基本的框架。

    1 明确了“私有财产”的法律地位

    原宪法第13条一直被认为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条款，但并未直接使用“私有财产”的概念。由于该规范在表述上存在着强烈的政策因素以及用语上的局限性，长期以来，引起了诸多争论。

    一个普遍的观点，就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地位不如公共财产。宪法第12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客观上，对“公共财产”与公民“私有财产”赋予不同程度的地位是显然的。对这两种性质的财产的不同地位，在《民法通则》中依然清晰地体现了出来。《民法通则》规定“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对公民个人的财产只是“受法律保护”。这种立法上的用语显然不是立法者的一时疏忽，而是原原本本地承袭了宪法的原则和精神。不能不说，宪法对公共财产与私有财产的规范结构仍然受制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误解。这种对保护公共财产与保护私有财产的明显落差是不必要的。所有制不同于所有权，公共财产不等于公有制，私有财产不等于私有制。

    此次修宪正式提出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从法权观念厘清了经济制度与财产权结构，从而使第12条和第13条成为中国宪法关于财产权保护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确立了私有财产和公共财产同等的法律地位。

    2 扩大了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

    原宪法第13条所称的“私有财产”是指“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这种列举加概括的立法技术，其实质体现了立法者对私有财产保护的态度，从立法用语上至少可以看出，这是对私有财产范围不确定性的一种“暧昧”的隐喻。而《民法通则》第75条与宪法第13条关于公民财产权的规定相对比，无非是多列举了生活用品、图书资料等个人生活资料财产等几种个人财产的形式。这表明宪法与相关部门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仍然着重在生活资料，强调保护‘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6]，却并未列举生产资料和投资性资产，轻视了对公民或其他主体的生产资料的保障。此外，“所有权”这一概念从大陆法系民法的观点分析，一般限于物权范畴，尚不包括知识产权、股权等非“所有权”以及限制物权的民事财产权。因此，原宪法的规定将私有财产局限在了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这样做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收入来源多元化的客观现实。新宪法明确将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加以确认，突破了仅仅对公民的所有权加以保护的限制，用“财产权”代替原条文中的“所有权”，这不仅为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保护提供了依据，也为其他权益的保护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

    3 完善了对私有财产的限制及救济制度

    在一项法律制度的构建中，确立权利本身固然重要，但如果权利受侵害而得不到救济，则这些权利的价值就会受到质疑。我国基本上遵循了大陆法系倡导的“有权利方有救济”的法治原则，救济是基于权利而演绎出的必然的逻辑结果，权利构成了法律生长和发达的基础。对私有财产的救济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私法上的救济，二是公法上的救济。宪法上所确认的救济主要是就私有财产受到公共权力的限制而予以补偿的问题。这本质上是以制度约束政府限制和剥夺私人财产权的一种法治倾向。之所以需要这样的法治，是“由于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根本性的政治两难：一个强大到能建立财产权和监督契约实施的政府，同时也强大到能没收它的所有公民的财产。法治对于不想出现后一种情况的政府来说是起码的要求。”[7]但遗憾的是，原有宪法并未建立私有财产受公权力限制的救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