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1969年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中正式承认了国民的“知情权”。1982年，山形县的金山町率先制定了“信息公开条例”，后来为其它许多行政单位仿效。（张国良：《现代日本大众传播史》，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153、155页。）信息自由法在各国地方一级更为普遍。

　　无疑，知情权的确立使大众传播媒介在监督政府、沟通政府与公众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保证了公民更有效地参政。创于近代的代议制民主的特征在于，由公民选出代表，委托他们掌握国家权力，治理国家。对代表的监督主要限于事后审查代表是否正确地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知情权标志着公民参政的深入。他们可以更有效地监督他们的代表，更广泛深入地参与他们的代表所讨论的具体问题。此外，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不仅参与需要信息，信息的提供是一项权利这一点产生很重要的心理影响，使人民形成作为国家的一个成员的感觉而不是臣民或外人的感觉。“当如此多的信息被封锁的时候，我们仿佛生活在-常常默认-他人的社会里。得到信息促进一种意识的形成：社会就是构成它的人民，包括掌权者和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