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如何防止社会生活和部分政府机构的“西西里化或那不勒斯化”（即黑社会化），成为学界的一个关注点。黑社会的非法力量带来社会治安问题，官员手中的公共权力带来腐败问题。如果两个问题一拍即合，就可能成为一个触及到政治制度与政治文明的更严重的问题。重庆白云湖地下赌场的“警察护黑”案，可以看作这一问题开始形成的典型体现。

　　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因为黑社会一度对于政府法制秩序与社会生活的高度渗透而闻名于世。有人指出其深层次原因是“信任的普遍缺乏”。甘姆贝塔指出，“在一个深度不信任的社会里”，各种暴力或非暴力的潜规则将成为合作的最主要机制（在一个相反的社会，最主要的机制应当是契约）。在这样的社会里，只能依靠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暴力，去“造就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在黑社会，只有暴力才能在不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起犯罪集团的基本秩序，而在一个公共权力不受制衡的官僚团体和社会生活里，也只有依赖各种强制性的手段，才能维持政府对一个多元化社会起码的控制力。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暴力与强制是与不信任走在一起的，而民主只可能搭建在信任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在一个深度不信任的社会，黑社会的组织方式和价值倾向，和正式社会公共权力的组织方式与价值倾向其实非常一致。有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就是香港的黑社会和警察局里，都供奉同一尊行业神-关公。

　　黄仁宇曾经对比1949年之前国共两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贡献。他说，共产党完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在下层的动员和架构，国民党完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在上层的动员和架构。但我们看到这个所谓“上层架构”，在国民党历史上长期无法与黑社会的组织方式和价值倾向完全脱钩，无法形成一套独立的建立在社会契约论与个体自由之上的宪政秩序。这一上层架构直到近年来的台湾社会才初步完成。对尚未完成这一宪政转型的中国大陆，台湾社会从“西西里化”到“去西西里化”的艰难历程，是汉语社会可资借鉴的难得经验。

　　当然，诉诸于“关公”或类似关公的道德偶像，也是重建信任的一条路子。但这条路对于人身关系有着高度的依赖性。对某种一元化的价值及其神圣性也有高度的依赖。一个利益与价值高度分化的社会，如何在一个以信任为基础的秩序里追逐利益？从人类经验与有限的理性看，平等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是构建这一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秩序的关键，大而化之就是市场经济。所以近来有很多人谈论商业信用或商业伦理的重要性。但这远远不够。因为在一个现代社会最不能让人放心、最不可信的首先是公共权力。一个社会起码的信任秩序就是政治秩序。重建信任，必须以“契约论”来构建一个让各种利益和思想在程序平等的机制中都能得到伸张和表达的政治秩序，即宪政民主。

　　在一些西方宪政国家，一些道德评价非常负面但未构成人身伤害的行为，都开始不同程度出现合法化的倾向。比如性产业、赌博和轻微麻醉品管制。我们也常能看到媒体上有“性产业”人员游行示威或呼吁大麻合法化之类的海外报道。应不应该合法不是我这里讨论的问题，但站在对于人性和社会缺陷的体谅上看，每一种利益（哪怕是在道德上有问题的利益）有没有合法化的可能、有没有伸张的途径？第一，有没有宪政制度可以提供合法的“寻求政治保护的手段”，比如院外游说，支持选举，言论宣传，甚至游行示威等等。第二，有没有宪政制度能够提供一种强大的、完全迥异于黑社会的组织逻辑和竞争手段。如果承认黑社会的力量是短期内无法根除的，那么这两点是防止社会生活“西西里化”的重要因素。前者的路途如果完全堵死，各种程度不一的被公众视为不正当的利益，就没有丝毫救赎的机会，就只能远离正式的制度途径，直接去腐蚀和“搞定”具体的行政官员。只能以黑社会惯有的方式来寻求“政治靠山”。而没有后者，黑白两道的“宁汉合流”就会毫无阻力。假如一个警察变成黑社会后，还是一样拜关二爷，一样唯力是举，晋升过程一样神秘化和黑箱化，权力行使一样蛮横和不受制衡。那么一个警察变成黑社会、或一个黑社会变成警察，两种秩序的乾坤大挪移自然就非常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