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关于环境权的研究讨论和立法实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1972年联合国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113个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13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普遍接受了环境权的观点，并在会议所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中加以明确确认，“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有按照自己的环境政策开发资源的主权，并有责任保证在各自管辖和控制之内的活动，不该损害其他国家的环境或本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

　　许多国家对环境问题重视，并加以治理，使得本国的环境状况有所好转，但是，局部地区的环境得到了控制和改善，却不代表环境问题已经从本质上得以解决。从世界范围来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并未解决，仍在不断恶化：局部地区的问题打破了区域和国家的疆界演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而暂时得到治理和缓解的环境问题因为全球性的相互贯通，相互影响演变成为长远性环境问题，潜在性的忧患则进一步蔓延为公开性问题。这些非常严重的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发生，已经明显不同于以往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用传统的法律已经不能解决了。

　　二、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重视保护环境权

　　以人类利益为中心，是西方社会已经延续了好几个世纪的伦理道德观，它主要表现为“对自然进行控制”。比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是主宰地球的万物之首，而在地球上，一切事物是围绕人类而存在的。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就这样表现出他的“人类利益中心”式的环境论：“……一切动物从诞生（胚胎）初期，迄于成型，原来是由自然预备好了的。……天生一切动物应当都可以供给人类的服用”[4]。就这样，关于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观念就开始深远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乃至于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当然包括法律在内，历史上著名的法学派别基本上没有跳出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的框框。比如，洛克在论及财产时说：“土地和其中的一切，都是给人们用来维持他们的生存和舒适生活的。土地上所有自然生产的果实和它所养活的兽类既是自然自发地生产的，就归人类所共有”[5]。可见，人类利益中心主义已经深入到法学的思维中，使得因此而建立起来的法律秩序在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工作存在着不利因素。

　　具体说来，传统法律所界定的“环境”仅指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事实上，环境还包括生活环境，所谓生活环境是指与人类生活密切关系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过的因素，如房屋周围的空气、河流、水塘、花草树木、风景名胜、城镇、乡村、建筑、室内环境等。有人还提出“环境”不仅仅包括自然环境，而且还包括生态环境-指影响生态系统发展的各种生态因素，即环境条件，包括气候条件（如光、热、降水等），土壤条件（如土壤的酸碱度、营养元素、养分等），生物条件（如地面和土壤中的动植物和微生物等），地理条件（如地势高低、地势起伏、地质条件等）和人为条件（如开垦、采伐、引种、栽培等情况）的综合体。以上这些看法都只突出界定了自然环境，而对于新时代出现的新环境危机问题却未有涉及。如由于环境保护不当引起的粮食短缺问题、疾病蔓延、死亡率大幅上升；俄罗斯切尔诺贝利电站核事故引起的周围区域所有生物的变异（包括婴儿先天性生理缺陷和畸形）；变暖的天气和变暖的海洋引起热带旋风、龙卷风、雷暴雨等等。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只是单纯地认为是天灾，而非人力所及。但是，发达的经济建立在肆无忌惮地对自然的索取基础上，超出了大自然的承受能力和分解能力，使得很多排放到大自然中去的废物、化学物质，反过来作用于人的身上。这根本不是天灾，完全就是人祸。

　　这些危机，正是传统的思维界定环境时所没有考虑到的。所以针对传统的思维和法律对“环境”的范围限定太窄，应该重新解释“环境”范畴。而明确“环境”定义时，应当以可持续发展为思想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