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者大多将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置于整个法律体系当中进行考量。传统的观点一致认为，宪法是母法、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行政法的首要渊源；而行政法则是宪法的具体化，是仅次于宪法的独立的部门法。（注：类似的表述可参观近年来几本有代表性的行政法学教材， 如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新编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36—37页；胡建淼：《行政法学》， 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7、19、24页。）不过，近几年来，这种主流的观点受到了少数学者的质疑甚至反对。例如，有学者认为，“宪法是行政法的法律渊源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从形式功能定位的角度来看，行政法虽然以宪法为依据，但行政法不应该是宪法的法律形式的简单扩展和延伸”，“行政法应该是具有独立的法律形式意义的部门法”。（注：张明杰、莫纪宏：《行政法的新理念——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立法的走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7页。）行政法学者叶必丰教授则以“部门法的存在以特定利益关系为基础”和“部门法的划分是对全部法律规范的分解和综合”为由，提出“宪法同行政法、民法一样，都是处于同一层次的独立部门法”的观点。（注：叶必丰：《论部门法的划分》，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3期。 ）尽管这一认识尚待进一步论证，但最终又有学者撰文将宪法的概念定位于“调整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基本关系的部门法”，并认为“宪法首先是法，其次才是根本法”。（注：王磊：《论宪法的概念》，载《法学杂志》1999 年第5期。）

　　除了上述研究视角之外，我国学者还就宪法与行政法之间的联系问题进行了探讨。已故著名宪法学家龚祥瑞教授生前曾指出：“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而行政法则是宪法的实施。行政法是宪法的一部分，并且是宪法的动态部分。没有行政法，宪法每每是一些空洞僵死的纲领和一般原则，至少不能全部地见诸实践。反之，没有宪法作为基础，则行政法无从产生，或至多不过是一大堆零乱的细则，而缺乏指导思想。”（注：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 第5页。）老一辈行政法学家王名扬教授也有类似看法，他认为：“宪法是静态的法律，行政法是动态的法律，二者互相配合，互相需要。”（注：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青年学者陈端洪先生也指出：“行政法与宪法的联系最为密切，因为都直接关心公共机构与权力，即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因此，被统称为政治法，行政法被称为动态的宪法，是宪法发展到‘行政国’与‘福利国’阶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注：陈端洪：《对峙——从行政诉讼看中国的宪政出路》，载《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可见， 就“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与前提、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实施”而言，我国学者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

　　本文作者之一杨海坤教授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指出：行政法与宪法之间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具体来说，除了从属关系、部分重合关系以外，行政法对宪法还有补充、发展关系。（注：杨海坤：《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9—90页。）这一挑战性的观点尽管没有遭到过任何有力的批驳，但笔者一直思索着这一观点是否经得起理论的推敲和实践的检验。本文的探讨即是这一思索的延续。我们认为，对宪法与行政法内在关系的探讨与揭示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国行政法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已经逐步走出了幼稚期正朝相对理性化阶段迈进。这是行政法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世纪之交，党和国家做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抉择，宪法与行政法的发展迎来了无数新的机遇。作为现代宪政最重要法律支柱的行政法，其发展不可固步自封，必须自觉地在宪政理念的支配、引导下求得更深入地发展。早在几年前，有远见的学者就预言“中国将在未来的十、二十年内完成由民法时代步入宪政时代”。（注：蔡定剑：《法制的进化与中国法制的变革——走向法治之路》，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5期。 ）毋庸置疑，行政法发展的转折时期已经到来。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涌现，重新审视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对于我国宪法尤其是行政法在新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在我们看来，对这一关系的揭示既要考虑到域外行政法的发展及其演变，更要立足于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具体实践。基于此，本文通过考察行政法的发展对宪法所产生的双重影响，试图说明宪法与行政法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即行政法不仅是宪法的具体化，而且对宪法自身的发展也起到了补充、完善和推动作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充分发挥行政法的发展对宪法的积极影响，努力推动中国宪政的生成与实施；同时，竭力减轻行政法的发展对宪法的消极影响，为中国宪政的发展清除障碍，从而实现宪法与行政法之互动关系的良性发展，为法治国家的形成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