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来看法律与社会的脱节，在法律史上，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有限的法律”和“无限的事实”之间、稳定的法律和多变的现象之间、滞后的法律和超前的社会之间，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面临的棘手问题。只要社会发展一天，法律存在一天，这样的矛盾就必然会存在一天。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我们同样面临着如何使法律适应社会变动，提高法律应变能力的问题。既然立法与社会脱节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难题，那么降低对制定法律的理想化期待就是必然的了。“真正的立法家不应当把力气花在法律和宪法这一类的事情，……因为在政治秩序不良的国家里法律和宪法是无济于事的，而在秩序良好的国家里，法律和宪法是不难设计出来”[4].既然法律与社会必然发生脱节，那么一个国家不完全依赖于法典，发挥法外之法的手段，运用诸如习惯、道德、宗教等社会调控机制进行弥补，采用一些“准立法”或“半立法”的模式调控社会就是应有之事，挖掘、重建中国本土化的法律资源也就成为必须。近年来，西方社会提出院外案件处理日常化、群众化，鼓励调解与妥协，走一条“小司法”的路线就很值得我们重视和借用。

　　（二）立法与民众的亲合力缺乏

　　中国传统的法律观往往把法看成是一种工具。法简单地等同于“刑”，等同于“罚”，是所谓“刭也”、“伐也”、“逼也”、“废也”。因而民众惧法、厌法，很少对法律有亲切感。巧合的是，中国革命选择苏联的发展道路，在理论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种理论又过分强调法律的阶级性，把法律看作单纯是进行阶级斗争和阶级镇压的工具，法律的基本功能局限在政治领域，是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存在，作为权力的代表来使用的，法律草率地依附于政治，盲目地服从政治。在这种背景下，民众很难敬仰法律、亲近法律。可以说“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经过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改造，得到了高度的发挥，而反过来，中国传统法文化又为接受和培植这种“阶级斗争法学”理论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心理基础，也可以说，中国民众对法律的理解是有误区的，法律与民众的亲合力是被阉割了。

　　战争年代，我们主要依靠政策取得胜利，法律是次要的手段。解放后，根植于战争年代的权力关系格局在政治立场的强制下，被普遍化和绝对化，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以及政策作用、威力的加强，政治权力占有主宰一切，支配一切的地位，行政命令、红头文件大过法律，超过法律，法律沦为牺牲品、附属品，降格为拾遗补缺的作用，受政治解决问题的惯性作用支配，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十分热衷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用行政手段解决问题，社会生活是围绕着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政治权力体系运行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出现和解决，基本上离不开行政命令、行政手段。如某领导人的指示、一个临时决定，一个具体政策都可以优于法律，取代法律发挥作用，甚至抛开法律于不顾。随后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就是法律，公权力强大，私权利弱小，民众几乎没有机会参与法律的制定，“走群众路线”的立法原则被错位成党的政策是制定法的灵魂和基础，法律成了高悬于民众头上的花环，看得见，摸不着。

　　再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历来是一个超大的社会，几千年来，法律对社会调控的能量不高，“天高皇帝远”，依法办事的传统极为欠缺，对习惯、道德的推崇大大超过对法的呼唤，民众接受法律价值的基础比较脆弱。我们通过革命或变革的方式推进法律到民间时，由于这种推进属于“晚发被动型”，因而法律从根本上讲还没有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或内心需要。笔者赞同苏力先生的看法“国家法律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似乎容易得以有效贯彻；其实，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5]，费孝通先生也曾说过“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运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讲，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发生了”[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