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欧洲大陆各国，除了挪威以外，其余各国本来就不允许有任何机关可以审查法律的实质。然于第一次大战后，始有奥地利于普通法院之外，另设以保障法律之合宪性为直接目的宪法法院（Verfassungs-gerichtshot）体例，其一九二○年宪法规定，仅有宪法法院方可行使法律有无抵触宪法，以及命令有无抵触法律的审查权力（注一）。

　　二次战后的西德，鉴于希特勒（Adolf Hitler）践踏议会政治，使得国会成为其个人实施独裁之工具。面对宪政体制遭致破坏的历史教训，战后西德于一九四九年制定基本法之际，参酌了奥国宪法法院及美国司法审查制度之精神，「希冀借助宪法裁判权，以保障德国」（注二），因而特别设立了联邦宪法法院（基本法第九十三条）以专司宪法解释之权力。

　　然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宪法解释权之建立，在管辖权限范围上，较奥、美两国犹有过之。对于此一移植他国制度之形貌，进而开展出本国所特有的新权力型态，必然是受到本国之法律传统、价值观念与政治经验等因素所影响。在我国法制之建立，大率系直接或间接袭自德国的情形之下，若不深究该制度所以形成之理由，而只汲汲于他国制度有此规定，便亟思学习效法而一味接受，即使移植来了整套的制度形式，却也可能并未习得他国制度之精神，致在实际运作上每遇龃龋，而颇有东施效颦之憾。因此，本章将以德国宪法解释权力所由建立之理由为讨论范围，并以立宪主义的观点为基础，探讨此一权力的性质、作用与归属。期能透过这样分析，使吾人对于德国宪法法院之宪法解释权力，能够从其本质上了解起，方不致于效法他国制度之际，未能习得制度之精神，而徒具制度之形式，致有画虎不成反类犬之讥评。

　　贰、德国的政治与法律传统

　　德意志本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一八○六年神圣罗马帝国因受拿破仑的侵略，由于德意志在事实上及名义上，都变成许多国家（注三）。这些小国在政治体制上，一直都是君主专制政体。即使普法战争的结果，由普鲁士统一了德意志，并于一八七一年制定宪法，改称德意志帝国（das deutsche Reich，1871-1918），却仍然是个专制的国家。到了一九一四年欧洲发生大战，卒使德国因外战而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发生革命，改国体为共和（注四），德国政治民主化的制度方才渐萌。是故直到第一次大战末期前，德国政治生活的特色，乃在于专制的政体（autocracy）（注五）。

　　一、国家至上的政治思想

　　当一八六一年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出任普鲁士宰相后，即已被迫接受一些民主改革的浪潮，而设有民选的立法机关。但因有感于普鲁士议会（Prussian Parliament）对于德国的统一毫无贡献，支持议会民主政治的根基遂遭侵蚀。事实上，议会民主政治似乎还被视为妨碍了德国统一的发展；虽然如此，德国人民倒也能习得一些初浅的民主程序（注六）。然而，十九世纪末叶前之德国，仍处在落后且四分五裂的割据状态中，而当时的西欧各国都已建立了民族国家。反观德国，封建贵族各自为政，各小国间相互冲突，兵连祸结（注七）。因而造成德国民族主义精神（spirit of nationalism）之衰微，使得德国人民赧于自己的语言及文化，并且醉心于模仿法国的事迹（manner）及其政治制度（注八）。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八六六年的普奥战争中大败奥地利，首先奠定了德意志的统一是由普鲁士来领导之地位，其后一八七○年至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中大败法军，不仅普鲁士统一了全德，建立了民族国家，更使其提升了民族的自信心，成为德国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由于近代德国最急切的政治运动在于德意志的统一，以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因此，在政治思想上，德国人长久以来便倾向于把国家人格化（personify the state），视之比个人还尤为重要（注九）。例如，德国最负盛名的政治思想家黑格尔（Georg W. Hegal），就认为国家是个自然的有机体（natural organism），代表着历史上世界历程的一个阶段（a phase of historical “World process”）而不相信国家系基于契约论，起源于人为的革命信念（注一O）。同时，黑格尔视国家如真实的人（real person），它的意志（will）乃完美理性之展现（manifestation of perfect rationality），亦即普遍的（universal）及个人的自由之综合体，而不认为国家是各各拥有自然权利且分享了总意志（general will）或主权之个人的集合体。并且，唯有作为国家的成员时，才有个人之实体（individual reality）；因为，完美的生活赖于根据普遍意志（universal will）来生活（注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