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关于三种流派的一般性介绍，参见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20 法律实证主义者，如英国的奥斯丁（John Austin）、美国的格雷（John Chipman Gray），承认法官创造的法律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实在法。格雷认为，虽然法官制定的规则可能从专家意见中获取，但只有在法院的宣判中，法律才成为具体的和实在的。参见同上，第119-120页。

　　21 参见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172页。

　　22 尽管英语legitimacy一词给我们制造了不少麻烦，比较流行的译法有“合法性”、“正统性”和“正当性”，且难成统一，但是，以此概念为基础的理论却得到广泛引进与讨论。

　　23 关于政治学上合法性理论的一般性介绍，参见胡伟：《在经验与规范之间：合法性理论的二元取向及意义》，载《学术月刊》1999年第12期。

　　24 为了使legality与legitimacy在英语中的区别体现在汉语中，中国学者在翻译时采取了不同策略。有的学者以“合法性”和“正统性”（或“正当性”）区别之，有的则以“合法律性”和“合法性”进行区别。

　　25 参见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88-194页。

　　26 参见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319-335页。

　　27 “德国的大学，跟其他现代国家中与之相似的机构一样，将科学的理想精心培育成突出的价值无涉行为，他们赋予了自己保护‘追求知识的志向’的权利和义务，将与科学追求的利益相冲突的其他志趣撇到一边。只要想起这一点，那么他们的沉默，甚至德国科学机构在完成纳粹任务的过程中的积极合作，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大屠杀“突然昭示，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于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无可指责且未受挑战的秩序的统治。它并非一群肆无忌惮、不受管束的乌合之众所为，而是由身披制服、循规蹈矩、惟命是从，并对指令的精神和用语细致有加的人所为。”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66页、第199页。

　　28 “传送带”一词借鉴于美国纽约大学理查德。斯图尔特教授。关于当代美国行政裁量权的激增现象以及由此引生的行政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和美国行政法应对合法性问题的方法，参见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

　　29 例如，参见“章生发不服宁德市公安局治安处罚决定案”、“刘宗幸不服韶关市公安局韶南分局九公里派出所治安处罚决定案”、“刘文国不服大连市金州区卫生局医疗事故处理决定案”，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行政卷，上、下），第26-32页、第64-68页、第1193-1198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

　　30 参见“章生发不服宁德市公安局治安处罚决定案”，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行政卷，上），第31-32页。

　　31 《行政许可法》第13条规定，“本法第十二条所列事项，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二）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三）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四）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

　　32 参见俞江、腾彪、许志永：《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载“阳光宪政网” //www.oci.org.cn/xianzhengxingdong/sunzhigang/shenchajianyishu.htm.建议书所援引的宪法条款是第37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所援引的法律包括《行政处罚法》和《立法法》，根据两部法律的相关条款，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都必须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加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