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决不意味着仅凭强制手段这样的“必要之恶”就可以解决现代化问题。即使在高压条件下的产权界定，也不得不采取把全民所有制改变为国家所有制、再通过法人财产权、股份制改造以及破产重组等中介装置把国有资产转换成私有资产的复杂步骤，不得不进行合法化、正当化处理。这么说也不意味着对强制性的、非正式的私有化所造成的有违公道的状态熟视无睹，甚至否定事后矫正和救济的“必要之善”。这么说当然更不意味着要背叛自己的良心和社会正义的理念、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给1989年那场本来可以避免、或可以缩小伤害的悲惨事件涂脂抹粉。不，笔者的意图决不在此。本文要做的只不过是尽量排除情绪的影响，以便更准确地把握社会变迁的深层原理，并用理性的手术刀来解剖当前的经济秩序，尽可能透彻地分析其内在逻辑关系以及缺陷，进而从已经铸成的错谬、已经付出的牺牲上吸取更多的教益。

　　其实，那段令人唏嘘不已的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又一次证实了诺斯（Douglass C. North）的若干重要命题的相互关联：政府的暴力潜能是建立和执行财产权的基本条件（非契约性的命题），反抗强制的个人成本往往导致对压抑性统治的冷漠和顺从（免费搭车的命题），因而超越于破坏、无序、求变压力以及单纯的讨价还价之上的那种能突破“免费搭车”心理所造成的改革障碍的制度创新往往来自统治者而不是人民（上层革命的命题），等等 4.1989年的政治风波虽然把抵抗和异议的个人成本增大到极限，因此也就把“免费搭车”群众的懦性和惰性加强到极限，但却在权力结构的内部和深层造成了大裂变，使摆脱统治危机的制度创新对当权者（至少是有理性的高层人士）而言不仅成为必要，而且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现实可能。当然，把“现实的可能”转化成“可能的现实”，还需要人民的压力和参与。

　　然则更重要的是，那前前后后的中国经验清楚地表明：一方面，政府的强制性权力虽然是为保障财产权而存在的，但它一旦摆脱法律规范和民意的羁绊，就必然会反过来恣意侵犯财产权、破坏经济发展的机制和社会秩序――这是地地道道的“官逼民反”，而决非所谓“官逼民富”。在另一方面，尽管高压手段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相当大的范围内抑止异议和反抗，但是，当贫富悬殊超过国际平均警戒线、当腐败开始侵蚀权力核心、当资金流失达到触目惊心的规模时，现状保守的成本就会大于制度创新的成本，统治集团的理性认识不得不有所调整，基于个人得失计算而“免费搭车”的社会心理也就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正是以此为背景，中国政府从2003年初起开始调整路线，进一步强调法治、宪政、亲民以及人权，其显著标志是2004年3月通过的宪法第四修正案以及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而民间对政治改革的呼吁和回应也渐次高涨起来，并在朝野之间形成了某种良性循环。何况目前的国际形势也颇有利于超越往事和悲怨情绪的民族和解。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对1989年以后的十几年进行反思和重新评价的时机正在逐步成熟。

　　三 从权力到货币：难免的原罪及其危险性

　　众所周知，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说服既得利益阶层，争取官僚集团的支持 5.后邓时代有关当局的典型做法是对权力的欲望进行分流，把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转化成对货币的欲望，并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精简管理机构、化解抵抗势力、扩大市民社会的空间、争取在体制内对更彻底的经济改革达成共识。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透过那种把帝王庭园的霸气与暴发户的俗气搅合在一起的城市房地产广告、鼓励白领中产阶层追求品牌的消费杂志、以及地方官员们在盛宴上炫耀新款式手机时交换的荤段子，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话语策略：夸张货币的支配力，把货币的功能从单纯的物质需求的满足扩大到对身份、奢侈、情感等精神需求的满足上，甚至引伸为对整个世界的象征性控制――因为政府机关的权限至少在制度层面毕竟是有具体边界的，而抽象的、普遍性的货币的效力则可以超越地界和国界，正式或非正式地与任何物品、服务以及价值进行交换；所以，货币可以被理解为某种更强的权力，可以在符号意义上拥有整个世界、操作整个世界。在这种以货币为中介的天人合一的状态中，精英阶层的价值观逐步发生从“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的逻辑到“有了金钱就有了一切”的逻辑这样非常微妙的变化，其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充斥报纸和电台的关于精明官员纷纷“下水”捞实惠（反面事例）或“下海”办公司（正面事例）的新闻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