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类不同的自由主义者

　　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在五四时代还处于朦胧的混沌阶段，与激进的革命民粹主义的界限模糊不清，到二、三十年代，在杜威、拉斯基思想的催化下，渐渐分化出几种自由主义的思潮。不过，无论是胡适的实验主义，还是张君劢、罗隆基的社会民主主义，都仅仅是思潮而已，而远远没有成为拥有深厚学理资源的理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对自由主义发生兴趣，决非学理的因素，而是现实的社会问题所刺激。他们对自由主义学理的关切，要远逊于对自由主义改革方案的设计。因此，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在学理层面上并没有多少研究的价值，真正有意义的，倒是思潮驱使下的运动-那种进入政治操作层面的自由主义运动。不过，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运动（如好政府运动、联省自治运动、制宪救国运动、人权运动、宪政运动等）尽管在二、三十年代就层出不穷，但真正形成规模、具有全社会影响的，还要等到四十年代。

　　大规模的自由主义运动之所以到四十年代才风起云涌，从自由主义者本身来说，是由于组织化的因素。殷海光曾经将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分为“观念人物”与“行动人物”。他认为，在运动初始的宣传阶段，由“观念人物”占主导地位，到进一步的组织阶段，行动人物就脱颖而出。⑨我们也可以将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划分为两类人：观念的自由主义者与行动的自由主义者。所谓观念的自由主义者，大都是知识体制里面的学院派人物，有着固定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通常留学过英美或在国内清华、燕京、圣约瀚等大学接受过英美文化的熏陶。他们关心政治，却是一种胡适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即不离开自己的专业岗位，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资源，通过大学讲坛、同人社团和公共传媒等公共领域，传播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

　　观念的自由主义者以胡适为精神领袖，在二、三十年代聚集在《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和《独立评论》等刊物周围，发挥着较大的舆论作用。这些文人书生，个人主义气息极浓，各自有各自的信仰和观念；又有着文人相轻的传统毛病，基本上是一盘散沙。尽管其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如胡适，有时候会以一种费边社的方式，以个人的身份游说和影响政府中的高官，以推行自己的自由主义主张，但大部分人仍然坚守“君子群而不党”的信念，极其自觉地保持着个人精神和身份的独立性，拒绝直接参政，拒绝成为“组织人”，哪怕是组织反对党。观念的自由主义者作为一种社会道义和公共良知的存在，在自由主义运动中的作用相当巨大，尤其在起初的宣传阶段更是功不可抹。然而，正如储安平所评论的，“政治活动不能没有领导人物，但是因为‘相轻’及‘自傲’在中作祟，所以在自由思想分子中很难产生领导人物；政治活动是必须有组织和纪律的，但是因为自由分子的相通大都是道义的，不是权力的，所以很不容易发挥组织的力量。这些是自由分子根本上的弱点。”⑩

　　有鉴于此，一些自由主义者不甘心仅仅停留在观念和言论上，他们要进一步付诸于行动，尤其是组织反对党，以组织化的方式和权力化的运作推进自由主义运动。这些行动的自由主义者，对参政怀有强烈的兴趣，都自认为自己有治国安邦的卓越才能。他们中的不少人，比如罗隆基、张君劢、王造时等，通常没有固定的职业，今天在这个大学任教，明天在那个报社任主笔，几乎成为半职业的政治活动家。如果说，观念的的自由主义者努力的主要层面在思想文化领域，因而更接受实验主义的点滴改良观，习惯于学科化地讨论个别问题，拒绝思考改造中国的整体方案的话，那么，行动的自由主义者由于需要明确的行动纲领，却热衷于思考和设计整体性的社会政治改革方案。政纲确立之后，就是独立组党。1934年秋天，张君劢、张东逊、罗隆基等人经过几年的筹备和酝酿，在北平建立了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11但国社党人数太少，影响也小，无力担当自由主义运动的中坚。一直到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成立，意味着自由主义组织化的正式实现，12也为大规模的自由主义运动提供了领头羊和建制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