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自由主义运动

　　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一股强大的自由主义运动，围绕着国民党的“还政于民”、战后中国政治秩序的安排等热点问题，开展得轰轰烈烈，不仅在公共传媒上占据了舆论的制高点，而且进入了实际的政治操作程序。前者自然是“观念人物”的汗马功劳，而后者则要归功于以民盟为首的“行动人物”的不懈努力。

　　从成立之初到抗战胜利的短短四年期间，民盟已经迅速成长为遍布全国主要城市、拥有三千名盟员（大都为知识界精英）、仅次于国共的“第三大党”。鉴于当时暂时出现的和平气氛与力量均势，民盟成为各方都要努力争取的举足轻重的砝玛。1945年秋天召开的民盟一大，宣布民盟是“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其神圣使命是“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13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及其纲领，可视作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大宪章。

　　在这部罗隆基起草的自由主义大宪章中，中心的理念和架构依然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发展到四十年代，在国际上变得更加汹涌澎湃。尤其是战后英国工党的执政，给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以巨大的精神鼓舞。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战后的中国民主模式，应该也可以仿效英国工党所施行的“中间道路”，在政治上实行英美式的议会民主政治，在经济上参照苏联的社会主义平等原则，也就是所谓的“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14

　　尽管民盟的这一中间道路学理上的依据并不充分，但它紧紧地抓住了中国当时两大主要社会问题：国家政治体制的不民主与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正，并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施政改革方案。这一方案能够在1946年初被国共两方所接受，成为政协五项决议的蓝本，证明了它的确是一个出色的、有效的改革纲领。在这以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如胡适为代表的《努力》和《独立评论》派）所关心的往往是都市知识分子感受最深刻的政治不自由，而对社会底层（尤其是农村）更关切的社会公正和经济平等问题漠然无视。这样，他们既不能回应民粹主义的深刻挑战，即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社会公正问题；也远远游离中国社会底层的最基本需求，也就是罗斯福著名的“四大自由”中所称的“免于匮乏的自由”。而民盟的社会民主主义中间道路，成功地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原则相结合，从而有效地回应了民粹主义提出的深刻挑战，满足了社会底层的经济平等要求。

　　可惜的是，国共之间的分裂与内战，使得这一出色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无法获得其实践的机会，中国也就从此与自由主义的中间道路失去交臂。一旦战争的暴力替代了理性的对话，自由主义也就失去了其生存的最基本空间。1947年民盟的被迫解散，象征着自由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毁灭性挫折。

　　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自由主义运动的失败，固然有其不可抗拒的客观情势，但从其自身检讨，也有诸般因素值得反思。首先是社会基础的单薄。一般地说来，自由主义运动总是由自由知识分子所发动，但它成功与否，并非完全取决于知识分子，而有赖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崛起。自由主义舆论上的声势浩大，并不意味着社会层面的力量雄厚。精神的优势不能简单地折换为物质的实力。然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为中国的社会是中间大，两头小，国共分别代表两头小的，而自己代表那占人口大多数的中间层，包括农民、小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等等。15但是在缺乏体制保障的情况下，“代表者”与“被代表者”根本无法建立利益上的固定联系，所谓“代表”只是一厢情缘的书生气想象。而且，即使实现了自由选举，真正主宰社会的，也并非那些人数上占优的底层民众，而是控制了较多资源的阶层。但作为自由知识分子政党的民盟，与中产阶级的精神与社会的联系是那样地脆弱，以至于后者从来不曾幻想民盟会是一个本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后来左翼分子批判民盟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对于罗隆基他们来说，真是一个有苦说不出的冤枉。因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从来不愿正视社会中利益集团的分化，只是抽象地宣称自己代表“民众”，或者是“广大的中间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