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1]关于社会权的基本特征，可参见拙作：《社会权利的司法救济》，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2期；《论公民受教育权的宪法属性-兼议社会权利的宪法地位》，载劳凯声编：《教育法制评论》第二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全球化对公民社会权发展趋势的影响》，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另外，关于社会权的相关文章，可参见潘荣伟：《论公民社会权》，载《法学》2003年第4期。张丽娟：《欧洲人权公约和社会权利》，载《欧洲法通讯》第一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

　　[2]参见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黄俊越钦：《释字第514号解释-部分不同意见书》，载高点法律网：//www.license.com.tn/lawyer/practice/judge/514b.shtml.

　　[3]参见《释字第514号解释-部分不同意见书》。

　　[4]其中国际人权文件有这样一些：1948年的《联合国人权宣言》、1966年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国际权利公约》。区域性人权文件包括1961年的《欧洲社会宪章》、1988年的《欧洲社会宪章附加议定书》、1991年的《欧洲社会宪章变更议定书》、1985年的《保护文化遗产条约》、1992年的《保护农业遗产条约》、1992年的《欧洲体育宪章》、1992年的《欧洲地区语言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1994年的《保护少数民族条约纲要》、2000年《欧盟基本权利宪章》、1948年的《关于人的权利与义务的美洲宣言》、《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美洲人权公约补充条例》、1981年的〈非洲人权和民族宪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大量三十多个纲领性文件，其中包括涉及文化权利各个方面的条约、宣言和意见。在二十多部关于文化权利的宣言和意见书中，最著名的有三个：1966年的《国际文化合作宣言》、1976年的《关于扩大人民参与文化生活并为此做贡献的倡议书》；1980年的《关于艺术家状况的倡议书》。国际劳工组织的文件包括国际劳工组织第111号公约。

　　[5] [台湾]林佳和：《欧洲社会宪章的新挑战》，labornet@tptsl.seed.net.tw.

　　[6] 《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第195、196页。

　　[7] 参见林佳和：《欧洲社会宪章的新挑战》，labornet@tptsl.seed.net.tw.

　　[8] [台湾]陈怡如：《释宪实务有关基本权内涵建构之观察》，//law-dimention.com.

　　[9] [荷兰]亨利·范·马尔赛文：《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136页。

　　[10] 实际上，各种权利的排列顺序不是不重要，而是太重要了。这种重要性不仅表现在自由权与社会权之间，而且也表现在社会权内部各类权利之间。可以说，国际社会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不同文化传统国家之间的斗争主要就体现在各类权利的顺序方面。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一些国家坚持社会的基本权利和文化的基本权利具有优先性，而西方则认为这些国家违反了法律的基本权利和公民的政治权利（法律的基本权利实际上就是指那些自然权利），认为坚持社会基本权利和文化权利具有优先性只不过是为本国人权保护现状作辩护。社会主义国家则认为，应当强调“经济的发展权利”这样一种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权利，在国家的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充分满足民众物质需要程度之，有必要暂时搁置自由主义的自由权利和政治的参与权利。在这些国家看来，民众如果处于贫困状态，是不会关心权利平等和意见自由的，而更加关心的是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这一立场集中体现在1993年由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共同发表的《曼谷宣言》之中，其后又体现在1993年维也纳人权会议关于“亚洲价值”这场引起轩然大波的讨论中。在哈贝马斯看来，亚洲社会的论证方式是以功能性转换为规范性证明。所谓功能性，指的是这类权利所预期达到的社会效果，而规范性则是价值判断。在他看来，在普及人权的漫长过程中，的确要做到轻重缓急。但这并不说明，社会的基本权利和文化的基本权利值得优先考虑。他认为，社会基本权是自由权利与政治权利的现实条件。实际上，这是一场跨文化之间关于人权普遍性的正当性的争论，而争论的焦点就集中于不同文化关于各种权利的重要程度与排列顺序上，说明权利排序的重要性。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