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法律严格限制公权力的范围，确立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人类历史经验表明，公权力不能没有，不能过小，但也绝对不能过大，绝对不能没有限制。公权力只能以保障人类共同体成员的自由、安全和促进人类的福祉为限。过去，我们曾一度相信公权力万能，相信政府万能，让政府管了许多不应管，也管不好的事，结果窒息了个人、企业和社会的活力，

　　在现代社会，人类政治共同体主要指国家，公权力主要指国家权力。除国家外，人类政治共同体还包括非国家的其他公权力组织，如社会自治组织和国际政治性组织等。因此，公权力也包括社会公权力。在我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党自然也行使着重要的公权力。从而，政治文明的制度设计不仅应包括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国家机关相互之间关系的内容，而且应包括国家权力与社会公权力的关系以及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的内容。

　　我国自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特别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绩，积累了丰富经验。党的十六大报告将这些经验主要归结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巩固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建国五十多年来，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有深刻的教训。不要说“文革”及其他实行“左”的路线时期，就是现在，我国的政治文明也还有很多缺陷，许多制度还有待改进，某些制度还有待改造或重建。

　　在改革、改进我国政治体制，建设、发展我国政治文明以及进一步改革、改进我国经济体制，建设、发展我国物质文明方面，加强和健全公法均有着极为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们有些领导人、有些学者一直存在重私法、轻公法的观念，认为搞市场经济主要靠私法，公法可有可无，甚至嫌公法碍手碍脚，从而在法制建设方面出现了一手（私法）硬，一手（公法）软的倾向。这种认识和倾向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才开始有所改变，现在则开始有大的转变。十六大报告提出党要依法执政，各级决策机关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各级政府要依法行政，司法机关要公正司法，国家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使之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要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些都是公法（而非私法）的使命，都是需要加强和健全公法才能实现的目标。诚然，加强和健全公法的直接目标是政治文明，但政治文明同时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条件。没有政治文明的环境，市场经济不可能正常运作和最终取得成功。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三者缺一，其他两个文明难以单独发展，三个文明中一个文明完全缺失，最终可能导致其他两个文明的崩溃。过去我们只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未提政治文明（尽管在这方面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看来是不全面和有弊端的。不注重政治文明建设不仅不利于促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且也不利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今天，如果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迅即跟上，不尽快推进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我们的社会很可能就会出现不稳定，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可能毁于一旦。现在问题很清楚，要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必须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政治文明。而要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政治文明，就必须加强和健全公法。

　　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方面，公法的主要功能和作用在于对公权力的规范和控制，包括界定公权力的范围、确定公权力主体产生及公权力转移、交接和取得的程序、在各公权力主体之间分配公权力和协调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规范公权力行使的条件、基准、方式和程序、确立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为公权力相对人提供权利保障、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