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rk招致诸多抨击的主要原因是：他希望美国人民把宪法文本当作世俗社会的圣经，而美国人民则是政治上的无神论者。美国人民尊重宪法文本，但是，他们并不相信：祖先在200多年前已经为他们准备了回答当今社会问题的全部答案。Bork的原教旨解释一味强调复古，一味愤恨“礼乐崩坏”的世道，而没有看到200多年美国历史构成的宪法续编：美国内战确认了黑人的公民权，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确认了政府干预市场的正当性，60年代的民权运动确认了少数民族和妇女的平等权利。这些变化不是通过修正或者重写宪法文本而得到确认（宪法文本依然故我），而是通过最高法院回应社会变化而融入宪法精神-西方海岸旅馆判例改变了宪法制定者关于合同自由的见解，〔34〕布朗判例改变了黑人在美国宪法中的地位，罗伊判例改变了美国妇女的传统角色。如果宪法创制者设计的蓝图不能在权力制衡的架构内得到不断修正，美国社会很难经受200年社会冲突而保持稳定；如果法院不能在解释宪法的过程中，不断回应公众意志，宪法无法经受挑战而不被击溃。〔35〕E.MeeseⅢ关于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机构应当分享宪法解释权的主张，也许无望被美国社会接受，但是，他对宪法文本（the Constitution）和宪法（Constitutional Law）的区分，也许是关于美国宪法最为简明扼要的描述。他说：“宪法文本和宪法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别，一个简要而并不过分简单化的说法是，宪法文本就是宪法文本，它是一个关于基本法律的文件；宪法是最高法院审理涉及宪法条文、宪法原理的争议而形成的判例。”〔36〕为什么当代美国社会的多数愿意把祖先（少数盎格鲁撒克逊精英）在200多年前创制的文本作为最高权威，而不是根据力量对比而一遍又一遍修改宪法？为什么这部在逻辑和文意上都有许多毛病可以挑剔的文本可以跨越3个世纪，作为几代人解决争议的依据？修改宪法的难度是一种解释，但，未必令人信服。当宪法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时，多数人通常会克服修改宪法的困难，而不惜为之付出任何代价。我想，一个大致合理的解释是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使宪法文本具有适应社会变化的灵活性而成为活的法律，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容纳了合法性竞争，不失时机地承认了通过合法竞争而站稳脚跟的正当利益，而无论宪法文本是否表述、立法意图是否包含这种正当利益。在司法解释中，修改宪法成为无关紧要的问题。

　　在法律界，几乎没有人主张法律解释可以无视法律文本，但是，主张法律解释可以撇开立法意图的人却是大有人在。例如：Holmes就说过：“我们不必深究立法意图，只需了解法律本身的意思。”〔37〕

　　法官通常是以文意解释背离立法意图为由而求助法意解释。〔38〕本文作者无意争辩立法意图究竟在法律解释中占多大份量，只想指出：立法意图决定法律，法律反映立法意图，这只是一种推定。要证明这一推定的真实性，需要克服许多困难：其一，赞成通过法律草案的民意代表未必真正拥护该法律，他们的赞成也许只是一种掩盖真实意图的策略-Arrow教授的“多数表决悖论”表明：为了在表决中避免最坏结果，人们不得不掩盖真实意图，〔39〕；其二，如果立法意图是一种妥协和折中，我们很难辨认：在相互妥协的若干意图中，哪种意图可以用来解释法律；其三，真正赞成法律草案的民意代表，也未必是基于同一理由而赞成，成百上千的民意代表思想完全一致是罕见的情况；其四，立法意图是不可强制实施的-立法的意义就在于将立法意图转变为规则，并且通过文字表达出来，因此，除了立法者通过文字传达的信息和演变为规则的立法意图之外，不存在其他立法意图。司法机关所要执行的，不是立法者的意图，而是法律文本表达的规范；其五，法律条文不能充分表达立法意图，是立法的一个通病，但是，立法缺陷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司法解释解决的问题。法官对立法本身的缺陷是无能为力的，相反，如果法官过分热心地试图解决立法缺陷，就超出了法官的职权范围。〔40〕Bork将立法意图作为划分合法解释和非法解释的一条界限，则是将立法意图的权威推向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