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最初的《权利法案》并非只是个人自由的体现，它也关乎政府的共和与平民品质，并与宪法原文相互缠绕，对州并无约束力。是重建时期反奴隶制的需要及第十四条修正案的通过，引发了提炼《权利法案》中权利的需要，以抵制各州对个人自由的侵犯。《权利法案》在今日保护个人自由方面的辉煌建树与特征既有建国时期的功劳，更多的得益于重建时期反奴隶制的努力。

　　关键词：宪法原文 权利法案 人民主权 个人自由

　　两百多年以前，美洲大陆新成立的合众国第一届国会制定了《权利法案》，以修正案的方式附在宪法原文（original Constitution）之后。《权利法案》与宪法原文有许多不同之处：宪法原文是1787年由制宪会议在费城制定的，也是联邦党人政治意志的法律体现；《权利法案》是1789年由第一届国会制定的，是反联邦党人压力之下的结果，也是一个政治绥靖。从此，人们就将《权利法案》作为个人主义的法典化形式。与这一认识相伴随的是另一种广为接受的观念，即《权利法案》与宪法原文彼此分离和孤立。宪法原文规范全国性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的构成、组织、权力范围与界限，《权利法案》保障个人自由。[1]

　　事实果真如此？这一表象背后是否真如形式分离那样，是两股不同的暗流，它们来自不同的方向，又各自奔向不同的目的地呢？在阿玛尔对美国宪法史、宪法文本、宪法结构的阅读之下，宪法原文与《权利法案》之间的关系却呈现出迥异的景象：宪法原文与前十条修正案相互缠绕（intertwined）。宪法原文并非仅仅有关政府构成，也包含了个人权利；前十条修正案并非仅仅是个人自由，也关乎共和政府的品质、州与人民的权力；由于内战之后重建时期需要抵制州的专横，第十四条修正案的通过及适用才提炼（refined）了《权利法案》中的个人自由；由此，实践中各种不同的“并入”理论困境得以解脱。《权利法案》并入适用于州，改写了《权利法案》个人自由的保护历史，全国性政府开始受到约束，《权利法案》真正作为“宪法秩序的神庙-美国的帕特农矗立于世”（stand as high temple of our constitutional order-America‘s Parthenon）。[2]这一切，都使得必须重估内战之后重建时期一代政治家的努力，给予他们在《权利法案》保护个人自由贡献方面的功勋地位。

　　沿着 The Bill of Rights 一书的展开脉络，结合其他相关知识，我将复述一个不同于寻常理解的故事。这是一个新的，或许更接近于历史真实，因而也更有价值的宪法故事版本。

　　一、 恐惧和不信任：《权利法案》的诞生

　　1787年炎热的夏季，[3]费城独立厅会议室，制宪会议上通过的宪法草案并没有包括《权利法案》。自然，这并非像一般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国父们对个人自由漠不关心，而是有着另外的考虑。对此，汉密尔顿解释说，如果详细列举权利会有肯定的危险，“人权法案条款中包括若干未曾授予的政府的权力限制；而正因为此，将为政府要求多于已授予权力的借口”。[4]他得出结论：“人权法案……列入拟议中的宪法，不仅无此必要，甚至可以造成危害”[5].并且，各州的宪法就是其各自的人权法案。[6]但是，他的解释并未奏效。那个遥远的全国性政府是如此陌生，以至于使反联邦党人觉得，如果不用一种确定的形式再次明确对联邦政府的制约，就无法令人信服，也不能从根本上防止其因专制而蜕变共和政府的性质，[7]成为自利的贵族政体。于是，两年后，麦迪逊起草了《权利法案》，第一届国会通过，以修正案的方式附在宪法原文之后，只约束全国性政府，不约束各州。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又是怎样发生的？

　　费城会议决定成立联邦之后，虽然各州代表在宪法草案上已签字，但是，按照规定的程序，宪法还必须由九个州的代表会议而不是议会通过，[8]才能生效（宪法第七条）。各州在交付本州代表会议讨论的过程中，引起了激烈争论。这个时间是1787年，距离独立的1776年只有11年的时间，殖民地时期专制统治的历史依然像初醒的恶梦一样，缠绕于心。对于此时各州及其人民而言，即将产生的统一国家的新政府是那样陌生遥远，充满了不可知和变数。反联邦党人提出要求，必须在宪法原文之后附加《权利法案》，作为批准宪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