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各国普遍要求必须首先明确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并由此判断是应该由政府解决还是应该由市场本身解决。如果市场可以解决，国家立法就没有必要。例如，荷兰《立法指导原则》要求明确界定立法的目的并评估社会自律的能力。德国《联邦法律案注意要点》规定应明确是否有必要制定法律，如果不制定会发生什么。日本《1988年不规制原则》明确规定“自由是原则，规制是例外”。 加拿大《公平对待公民立法法》规定除非有清楚的证据表明存在问题并且政府干预有必要，则政府不应该立法。芬兰《行政机关正确起草法律规范手册》规定只有通过任何其他方法不能达到目的时才应该立法，立法应该基于实际的必要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理事会《加强政府立法质量建议》明确提出应将市场当作政府干预的替代选择，多让市场解决问题。

　　43 理论界与实际部门对立法问题的关注点，可见如，李步云主编，《立法法研究》湖南人们出版社1998年版。

　　44 需说明的是，政府对市场的规制基本上都是以法律或行政立法的形式进行的，因此，立法改革可以说是政府规制改革的自然延伸或重要组成部分。

　　45 如美国的《联邦行政程序法》、荷兰的《行政法典》、美国国会的内部规则、美国总统行政命令、世界贸易组织条约、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等都对立法作了许多规定。

　　46 奥地利、加拿大、欧洲联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理事会、芬兰、德国、日本、荷兰、西班牙、英国、美国等，都制定了专门的规范性文件。

　　47 程序改革与实体改革往往能够相互促进，互为条件。一个良好的立法程序必然可以提高立法内容的科学性，减少社会成本。从这个角度考虑，《立法法》对立法权限、程序、监督、解释等立法体制本身的规定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48 OECD， The OECD Report on Regulatory Reform： Summary （1997）。

　　49 澳大利亚变法模式改革所带来的年GDP增长率为5.5%. See， OECD， Regulatory Reform： A Country Study of Australia， 7 （1996）。

　　50 通讯领域的规制改革使电话服务费在英国降低了63%，在日本降低了41%，长途话费在芬兰降低了66%.在美国，1976年至1993年，航空机票费实际降低了三分之一，其中的一半归功于废除各种不合理的规定。

　　51 应该看到，尽管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但它们也只是最近二、三十年才对变法模式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改革，许多做法仍在探索阶段。如果我们能够抓住机遇，引头赶上，完全有可能在立法改革方面大有作为。

　　52 已经有国家采用立法预算（regulatory budget）对立法进行控制，立法机关只能在预算上限的范围内立法，不得超出预算规定的立法社会成本。在美国制定1990年清洁空气法修正案时，该法的年社会成本首先被确定为250亿美元，由此而使该法采用了许多创造性的规定，以满足预算的要求。在实施该法时，为确定每类产业所承受的社会成本上限，行政立法机关也相应地确定了不同产业的立法社会成本预算。See， U. S.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Budget of the U. S. Government FY 1993， I-401 （1992）。

　　53 学者研究发现，在立法的社会成本相当的情况下，在不同的领域立法的社会效果明显不一样。例如，以立法提高汽车的安全标准与禁止某种石棉产品的生产所导致的社会成本都是10亿美元，但前者可以挽救1万人的生命，而后者只可以防止13.7人患癌症死亡。在这两者中间，还有许多应该立法的领域。如果暂时不考虑其他因素，只考虑挽救每一生命的成本，则立法显然应该从成本最低的领域开始。Can see， I. Broder and J. F. Morrall， The Economic Basis for OSHA‘s and EPA’s Generic Carcinogen Regulation， in Richard Zeckhauser and D. Leebaert （ed.）， What Role for Government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