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之所以引起法学家的广泛关注就在于该案中已经隐含地宣布了“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的宪法原则，以及司法判决作为先例的约束力的判例法问题。而齐玉苓案事实上进一步推进了上述宪法问题，尤其是法学家、法官和公共舆论已经触及到的“司法审查”问题。

　　[10]事实上，我曾经指出随着立法时代的终结和司法时代进展，中国的改革将会迎来一个“宪政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争夺宪法解释权将是一次国家政治权力资源在改革中的重新配置。参见强世功：“中国据判例法有多远”，《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2月12日；强世功：“WTO与中国的司法改革”，《最高人民法院报》，2001年3月16日。“宪法司法化”的呼声无疑可以看作是最高人民法院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触及宪法解释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1]概略地说，80年代以来中国的宪政运动主要集中在政治民主化方面。90年代以来，尤其是“以法治国”写入宪法之后，通过法治来促进民主的宪政方略被学者和社会所普遍接受，参见季卫东：“中国：通过法制迈向民主”，《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4期。事实上，在关于“宪法的司法化”的讨论中，许多人都意识到其中的宪政意涵。参见姜明安、江平、贺卫方、蔡定剑：“宪法司法化四人谈” （原载《南方周末》）（//www.gongfa.com/xianfasifahuasirentan.htm）。陈云生认为“宪法与宪政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就是宪法权利司法化势头的形成与发展”，陈云生：“宪法权利司法化及私法保护”，《法制日报》，2001年8月19日。尽管如此，许多学者对通过宪法司法化的制度构造来推动宪法发展在理论上和制度操作上表示怀疑，参见童之伟：“‘宪法司法化’引出的是是非非-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法学》，2001年第11期；沈岿：“宪法统治时代的开始？-‘宪法第一案’存疑”，“北大法律信息网”（//chinalawinfo.com/research/academy/details.asp？lid=2599）。

　　[12]话语讨论中的“表面共识”主要是指大家在使用同一个概念的时候，表面上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彼此用这个概念指称不同的内容，这样尽管讨论在话语层面上依然可以进行下去，但是，彼此并没有形成共识。在本文中，我所说的“表面共识”就是指大家在讨论“宪法司法化”的时候，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好像在谈论同一个东西，但其实对这个概念本身所指称的具体法律制度持不同的看法。

　　[13]参见王磊：《宪法司法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4]我在这里试图区分“司法审查”和“违宪审查”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英文中，尤其在美国，judicial review（司法审查）与 constitutional review（违宪审查）的含义是一致的，“司法审查”就是普通法院宣布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的违宪审查。但是，有些国家（比如法官）并不是由普通法院来来承担违宪审查职能。但是，就中国的具体实践而言，我也希望区分个两个概念，由于中国法律规则体系的存在，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法律、法规等与宪法相抵触的问题，而且是规章、法规等等与法律相抵触的问题，而后者在司法实践中尤其严重。因此，本文中我试图用上述两个概念来区分这两个不同的情形，“司法审查”用来之法院用“上位法”来否定“下位法”无效的问题，尤其是用法律审查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并宣布后者与前者相抵触的话无效。而用“违宪审查”专门指根据宪法来宣布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无效，在美国这项职能由最高法院来承担，由此，美国所说的司法审查就是违宪审查。但是在，在其他的国家，比如法国、德国等等，这项职能就有其他的机构而不是普通法院来承担。至于如何确立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讨论。

　　[15]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附会往往是新闻媒体的操作，严肃的法学家们不会主张这样的看法，但是，在话语分析中，法学家的在媒体上的言论（不同与法学刊物上写给法律同行的法学论文）与新闻媒体的操作往往是纠缠在一起的。所以，本文的分析中并不严格区分法学家专业讨论和新闻媒体上的公共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