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不是说宪法应该规定清楚、明确、可以实施的公民义务，而只是说这些模棱两可的义务条款尤其危险，因为它们容许任意的扩大化解释，从而更加背离了宪法保障权利的基本目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公德”、“荣誉”或“利益”，都是极为宽泛并难以界定的概念。假如它们确实成为公民的法律义务，国家可以依据它们对公民进行起诉并定罪科刑，那么我们的宪法就完全“变质”了。事实上，这当然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宪法并没有像刑法或行政处罚法那样规定具体的制裁方式，而最高法院早在1955年的批复中也明确指出这一点。[15] 然而，如果宪法对公民施加其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不免容易使人对此产生不必要的严重误解。即便我们不能让法律的实施更为人道，至少也不能让宪法成为侵犯权利的帮凶。

　　既然如此，笔者找不到任何理由为宪法规定公民义务辩护。宪法这么规定，难道能取得普通的刑法或行政处罚法所不能取得的法律效果？或者是为了给这些法律提供 “宪法依据”？但刑法或行政法显然不需要这类依据，一个宪法没有明确规定政府权限的国家尤其不需要这类依据。现行宪法没有提到“银行”，但我们可以通过立法建立银行；宪法没有提到流浪乞讨，但国家可以规定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办法；宪法没有为证券交易法提供依据，但我们有一部证券交易法。中国和其它单一制国家的宪法原则一贯是，只要不违反宪法的明确或隐含规定，立法机关可以制定任何法律，而无须宪法的明确授权；否则，代表民主和法治的权力将受到过分限制和削弱。[16] 因此，似乎除了造成误解之外，宪法的公民义务条款发挥不了任何法律作用。

　　四、 宪法不是国家政策

　　1. 政策性规定削弱了宪法的权威及稳定性

　　其次，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这一事实排除了它作为国家政策的可能性。当然，和任何法律一样，宪法也有基本指导思想，但这并不表明任何重要的指导原则都必须写入宪法，一般的国家政策就更不宜进入宪法。这是因为，第一，宪法是一部稳定的基本法，因而不那么基本的政策应该由法律规定，而不应进入宪法；否则，政策变化必然要求修改宪法，从而影响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另外，宪法的修改程序通常比一般法律更为困难和复杂，因而让宪法规定一般政策将束缚立法者的手脚，使之不能随社会变化而及时调整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的宪法仍基本停留在1982年的水平。每次重大的经济改革都需要获得宪法授权，不但有可能阻碍了改革的步伐，而且宪法的频繁修改也将削弱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17]

　　中国宪法在这方面的问题相当突出。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即使在改革开放后规定的宪法经济制度也已经过时，因而存在着不断修正的需要。结果，在1982 年宪法之后的四次宪法修正中，绝大多数修正案是针对总纲中规定的经济制度条款。例如1988年的两条修正案都是关于经济制度。其中第一条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因为正文中已经规定了国营（有）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地位，因而修正案不得不增加关于私营经济的规定；但假如正文中保证所有经济主体的平等活动权利，而不给予任何特定性质的经济主体以宪法优先地位，那么这一条原本是完全多余的。第二条修正案增加了土地使用权的依法转让，但假如确立了市场经济下公平交易的自由权利，这一条本来也是没有必要规定的。

　　在1993年的9条修正案中，前8条都是关于经济体制的修正，只有最后一条（地方人大的选举和任期）才涉及到宪法本应规定的事项，所有其它条款的事项都是原本没有必要也不应当规定的。假如宪法没有提到“国营经济”（第7、16、42条）、“人民公社”等农村经济单元（第8条）以及“公有制基础的计划经济” （第15条），那么第五、第八和第十修正案（改“国营”为“国有”）、第六修正案（农村的承包责任制）、第七修正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以及第九修正案（删除对集体经济的国家计划指导）本来都是没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