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元违宪审查体制的互动机制

　　尽管立法的违宪审查和司法的违宪审查之间的互补性构成了二元违宪审查体制，但是，这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审查体制。要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统一的违宪审查体制，还必须注意一些促使二者有效互动的制度机制。

　　首先，根据宪法，司法违宪审查权集中在最高人民法院，而不是分散在各级人民法院。宪法中将“审判权”笼统地授予“人民法院”，但是，具体到如何在不同等级的人民法院之间有效地组织和分配这种权力，宪法将其授权立法机关来决定（宪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款）。立法机关通过《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法来进行具体分配。那么，对于“审判权”中隐含的“宪法解释权”和“法律选择权”在各级人民法院之间如何分配呢？

　　法院的等级体系不同于行政官僚体制，并不是严格地下级服从上级的支配统治关系，而是通过诉讼程序进行监督的关系。根据诉讼法的规定，各级法院之间的受案范围不同，但是，在审理具体案件中适用法律的权力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审判权”作为一种对法律的判断在各级法院中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宪法解释权”和“法律选择权”作为 “审判权”的一部分，也应当在各级法院中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各级法院（包括基层法庭）看起来都有权在“疑难案件”中适用“宪法解释权”和“法律选择权”。

　　但需要注意的是，《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对最高人民法院作了特别的规定，它将立法性质的“司法解释权”分配给最高人民法院。这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不仅仅是一个“上诉法院”，而且是一个“上级法院”，因为它具有其他法院所没有的特殊的“审判权”。这种特权就是通过司法解释来指导各级法院的审判工作。因此，除了诉讼法上规定的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之外，最高法院具有对各级法院的“指导权”。当然“指导权”不同于行政官僚体系中的“命令权”，它是通过示范、说服和引导的方法来指导下级法院的工作的。这种示范、说服和引导就体现出一种最高法院的理性权威，即最高法院在对法律的理解方面比起下级法院可能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因为最高法院对于法律的理解不仅是一种基于法条的学理理解，而且由于最高法院处在特殊的位置上更多地是从公共政策和政治原则的角度来理解法律。

　　正因为如此，下级法院的遇到“疑难案件”的时候，一般都要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由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些法律问题进行解释、解答和批复。因此，在疑难案件中涉及到宪法解释和违宪审查的问题，一般只能由最高人民法院来行使“宪法解释权”和“法律选择权”这两项特权。从而避免了各级法院由在违宪审查中对宪法的不同理解而导致宪法权威的丧失，导致同样的法律法规在不同的法院具有不同的效力这种法制不统一的局面。

　　其次，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行使违宪审查权，但是由于这种违宪审查仅仅否定这些违宪法律法规在个案中的实质效力，并没有否定该法律法规的法律效力，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个案中否定了该法律法规的实质效力之后，应当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对相关法律或者法规进行违宪审查的动议，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就相关的问题进行审议，从而做出修改法律的决定或者否定相关法规的决定。如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经过审议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对宪法或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不准确，那么应当给出相应的理解和解释，从而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在此后的判决中予以遵照执行。

　　这个机制非常重要，因为违宪审查涉及到了宪法和法律法规的理解，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专门的理性活动，需要由专门的机构进行。一方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一个代议机构，相比之下，最高法院的是一个专门从事法律审判的机构，它比全国人大常委会更能有效地理解法律法规与宪法的冲突；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是一种被动接受违宪审查的机构，因为违宪的法律法规所造成的直接危害会由当事人直接通过诉讼而进入到司法的违宪审查的视野之中，而通过代议机构的层层反映会影响到纠正违宪法律的效率，因此，司法违宪审查比立法违宪审查更为直接和有效。一旦启动司法违宪审查，大量的违宪问题会通过司法诉讼进入到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在经过专业法律知识的过滤之后，然后提交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立法的违宪审查。这样，一方面司法违宪审查为立法违宪审查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另一方面，大量的违宪问题经过了最高法院的过滤，从而将少数真正的违宪问题交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有效地节约了立法违宪审查的资源耗费，提高了立法违宪审查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