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北京市某居民小区，从6月份开始就颇不宁静。居民很早就筹划在居民区的绿地建设一个老人活动中心，却因手续复杂繁琐，迟迟不能办成。忽有消息传来，有人要在这片绿地建造一栋高楼，居民还在四处打听消息可靠性的时候，绿地已经被围墙隔起来，施工单位也开进了绿地。布告称：从9月24日开始，这片绿地开始施工建楼。事实上，在8月底，施工计划已经悄然实施。面对自身群体权利受到损害，居民坐不住了。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向相关部门和媒体反映。居民称，曾向相关部门反映，均没有答复；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凤凰卫视、本区有线电视台都有记者前来采访摄影，但最终没有消息发出；从6月到10月近五个月的时间，政府和当地居民就这样僵持着。一位王姓的人大代表也来到这里听取民意，经过沟通，约定10月24日主管部门派员来与居民协商解决问题，居民苦等，却未见人影，打电话过去，得到的答复却是：已经和居民代表进行了座谈，问题已经解决。

　　问题已经解决？10月25日星期六，笔者和一名在政府纪检部门工作的友人一道驱车前往小区，看到的却是颇为吃惊的一幕。围墙已经被市民在10月7日砸开，丑陋破败的围墙里面是停工的建筑设施，围墙上涂满标语：“我们要绿地，坚决反对拆迁！”“在这里盖楼违背奥林匹克精神！”围墙之外的行人道边，小区居民挂着一幅白色长布，走近一看，竟是小区和路过此地的市民反对拆迁的签名，一群头发花白的老人围坐在一个小桌边，神色忧郁而愤慨，向围观的市民诉说着这里发生的事情。谁是“抗拒”拆迁的代表？应当是这些头发花白的老人才是。但他们告诉笔者，没有人来这里和他们座谈，“连个鬼影子也没有”。

　　事态的发展确实如老人们描述的那样“猫腻”。五个月，施工停止，施工承办方不急不躁，没有强行施工；五个月，政府主管部门不管不问，任事态发展；五个月，小区居民却一天天焦躁起来，从向媒体、政府反映问题到自发砸开围墙，自发守候绿地，贴出标语，已经鲜明的表明自己抗拒政府行为的态度；五个月，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这些本该是含饴弄孙，和我的父亲相近年龄的耄耋老人，却在中国首府最繁华的一个区，在这萧瑟的秋风中苦苦守候已经被侵占的绿地，他们衰弱疲惫的身躯能承受得了吗？施工承办方在等什么？主管部门在等什么？

　　胡锦涛总书记在上任之初就向国人庄严宣告：共产党人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表明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是血肉相连的，人民群众是共产党人的力量源泉。作为执政党，在制定国计民生的政策时，首要考虑的问题当是群众利益。“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也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然而，从北京居民群体性拒绝拆迁事件上，我们不由得提出这样的疑问：当政府公权力逾越宪法和行政法，践踏公民私域的时候，如何得到迅速的反馈和矫正呢？由此引出一个重大的命题，在执政党和政府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当市民意识被唤醒，市民社会在形成的时候，政府公权力和市民意识发生冲撞的时候，如何去正视它，解决它，杜绝类似的事件发生？

　　这是一个沉重而敏感的话题。

　　二，国家、社会与市民意识

　　要解决政府公权力与市民意识的冲撞，首要厘清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问题。

　　一般而言，国家和社会是一体的，到了17世纪，国家开始从更大的社会中脱离出来，上升成为一个专门化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功能高度集中的特殊领域。由此产生了非人格化的公共的国家权威，而且产生了个人在其中以私人身份追求其各自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的“私域”的社会。通过私人之间的自由结社，通过对公众话题的讨论和对公共事物的关注和参与，一个超乎个人的社会“公共领域”便产生了，这时，这个社会不但发展出一种它自己独有的社会认同，而且开始在公共决策问题上产生影响，市民社会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