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南方都市报》2003年4月25日报道了一起严重的人身伤害案件，27岁的中国公民孙志刚，于3月17日被广州黄村街派出所以没有办理暂住证为由收容，其后三天他还历经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最后于2003年3月20日10点25分不幸去世。救治站说孙志刚死于心脏病突发，而孙志刚的父亲委托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4月18日所作的鉴定则表明“综合分析，孙志刚符合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孙志刚是被打死的！经媒体揭露此事后，至5月12日止，公安机关先后抓获李文星、李海英、张明君、李龙生、周利伟、何加洪、洪权才、韦延良共8名涉嫌殴打孙志刚的犯罪嫌疑人；涉嫌指使殴打孙志刚的救治站护工乔艳清、吕鹏、乔志军、胡金艳、刘全有也已抓捕归案。同时，检察机关已对涉嫌渎职犯罪的有关人员立案侦查。目前，收容救治站的负责人、当晚值班医生彭红军和当晚值班护士曾伟林已被逮捕，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李耀辉等已被刑事拘留 .像孙志刚之死这样的惨剧，在中国恐怕已经不是一起两起了。早在两年前的2000年7月28日，事发地点还是在广州，《中国青年报》和《南方周末》在报道时间上只差两天，就报道过那起令人发指的苏萍被轮奸案，受害人苏萍也是被警察作为所谓“盲流”收容。2002年5月23日《南方周末》的报道《“教授嫖娼致死案”疑云》的程树良之死，警察以嫖娼为由非法限制一位回乡奔丧的教授程树良的人身自由，随之不明不白的死亡。而就在上个月的2003年3月10日媒体再次惊暴一位叫黄秋香的女孩，在湘潭被警察以卖淫为由收容毒打，因为投诉而被再度拘留。

　　保护公民权利呼唤治安法院

　　杨涛

　　在一个法治国家，保护公民权利和限制公权的滥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由一个中立无偏的机构对公权的行使进行及时迅速有效的审查，这种审查不仅是事后的，而且是事中进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面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件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讯……。”

　　在我国，公权的行使却是随心所欲，缺乏应有的制约与监督。在行政公权领域特别是警察权的行使，在涉及限制乃至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上，由行政机关自行决定，无任何中立无偏的机构介入，行政拘留、劳动教养、强制戒毒乃至某些地方的收容遣送等等行政措施上存在太多的暗箱操作，公民的涉案无法得以公正和公开的处理，在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受到侵犯时也根本无法及时求援，最多在事后求救于行政诉讼。于是乎，在此过程上随意剥夺公民人身权利、殴打乃至草菅人命事件不时入耳，成为当今社会的痼疾。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司法公权的行使上，刑事拘留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而且最长达到37天，检察机关对自行侦查的案件可以自行决定刑事拘留、逮捕，都无须中立无偏的机构审查，于是乎超期羁押、滥用强制措施也是屡见不鲜。虽然我国对行政公权、司法公权的滥用作了一些事后救济的规定，且不说这些救济是否有力，就是得以救济，人的自由、健康乃至生命的侵犯是事后无法予以弥补的。

　　然而，我们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西方法治发达的国家，公权的滥用特别是对人的自由、健康、生命的无端践踏鲜有耳闻，即使得到侵犯也能得以及时、充分、有效的救济。这并非 西方人的思想觉悟高，乃是制度设计使然。

　　首先让我们来看他们对于犯罪的理解，我们国家立法者认为犯罪存在定性与定量的问题，即认为判断某行为是否犯罪，不仅考虑其性质上是否对社会主义社会关系造成了损害而且考虑其量上的程度，例如盗窃要达到一定数额、伤害要达到一定伤残等级，即哲学上讲的量变得以质变。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列入一般违法行为，接受治安处罚。但在西方国家，犯罪却没定量标准，犯罪可分为重罪、轻罪、违警罪。像超速驾驶、不按规定地点停车在我国是明显一般违法行为也被认为是犯罪。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在东方人的法文化观念中，犯罪是一种会给人带来终生耻辱的烙印，因此要尽量提高犯罪的底线。西方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并不在于此，西方人出于对公权力的深深疑惧，要强化对公权特别是警察权的制约，在他们看来警察对任何公民剥夺财产、自由都必须经法定程序由中立的法院进行。这种传统最早可渊源于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的规定：任何自由民非经合法程序不得被逮捕、监禁、放逐、没收财产。由此不难理解警察无自行剥夺和限制公民财产、自由的权力，无所谓治安处罚，当然无须规定一般违法行为，凡是需要用剥夺和限制公民财产、自由来处罚的公民违反法律的行为都是犯罪，都要列入司法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