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的研究组织“美国传统基金会”，连续9年将香港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该会指出，香港的成功基于4大基础之上，其中最主要的，是香港有一个十分廉洁的政府。香港之所以获得如此高荣，与其廉政公署近三十年的有效运作密不可分。2003年，香港再获国际反贪组织“透明国际”奖，廉政公署遂成为国际公认的“反贪能手”。三十年前的香港贪污盛行，社会风气日下。1973年，律政司得知香港总警司葛柏存有430多万港元财富的情报后，要求他在一星期内交代来源，但是葛柏却轻易地逃到了英国。这一事件使得香港积聚已久的民怨立刻爆发，学生和市民纷纷集会，要求政府缉拿葛柏，解决多年存在的贪污问题。许多有识之士都提出，除非反贪部门能够脱离警方自行独立，否则大众永远不会相信政府确实有心扼杀贪污。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果断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主张成立一个独立的反贪组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4年的2月，香港廉政公署诞生了。1975年初，廉署成功地将葛柏引渡回香港。葛柏贪污受贿罪名成立，判其入狱4年。这件事鼓舞了市民的斗志，在香港社会掀起了一场更加强烈的廉正风潮，一直持续至今天。

　　调查显示，98%的市民对多年来廉署的工作给予肯定，并表示会继续支持廉署的工作。廉署的形象深得民心。看到今天廉洁的香港，很难想象这个城市是从贪污黑暗之中走出来的。面对世界各地数不清来取经的同行，廉署向他们道出的经验是：廉署的独立；政府和公众的支持；有效的法例；专业的队伍；最重要的一点，反贪的决心。

　　反腐败是全人类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中国内地更处在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多事之秋。尽管国家近年来加大了对贪污腐败的惩治力度，但腐败现象在一些社会领域和政府部门依然猖獗，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呼声强烈，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香港做为中国的一个特区，在廉政建设能够有所见树，得到世界的好评，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中国的荣耀。对香港特区的一些成功经验，大陆完全可以信手拿来改造利用。这对内地的反贪工作将会大有裨益。

　　在香港的成功经验中，内地应该看重的，还在于“廉署的独立”和“有效的法例”这两点。香港廉政公署是一个完全独立运作的组织，只对行政长官一人负责，反贪工作不受任何部门和人士干预，在架构上和其它任何部门也没有从属关系。香港政府为使廉政公署严厉有效地打击贪污受贿等非法行为，不光使其独立，还颁布了3部与之配套的特别法例，授予廉署广泛的权力。廉署有权要求涉嫌贪污的公务人员说明合法收入以外的财产来源，对不能作出圆满解释的，可交付法庭审判；凡获得廉署专员授权的廉署人员，无需拘捕令可以拘捕涉嫌者；廉署有权直接调查和查封涉案人员的银行账号；调查人员有权进入或搜查任何涉案人的楼寓住宅；在必要时，办案人员可使用武力。此外，廉署还被赋予许多独特超然的职权。这些，都极其有利于执行人员调查取证，避开各种障碍对贪污腐败分子进行出其不意的打击。大陆要借鉴香港的成功经验，构架设制，建立起垂直于中央的反贪大网络，使其在组织上自成体系，不从属于任何一个部门。

　　某前，我国对党政领导干部重大贪污受贿案件的查处，一般局限于案前“双规”，即《行政监察法》第19条（三）关于监察机关的权限规定的“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但是不得对其实行拘禁或者变相拘禁”。这一规定在实践中极难操作，首先面临的是“双规”的时间如何圈定。问题说不清，放人往往是前功尽弃；说清楚问题，往往又需要一段时日，落实验证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为防止串供也不得不对嫌疑人采取一些必要的限制措施。因此，所谓不得“变相拘禁”，实际上几乎成为不可能。而从严格意义上说，“双规”与《宪法》第37条就出现了冲突的情形。再者，对严重违法乱纪的官员，长期处于“双规”之下，与其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也不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