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出租车价格调整问题上，虽然当时有出租车司机代表参加了听证会，但广大出租车司机并不知道这次听证会。如果出租车司机代表不在听证会之前在同行中作调查，他即便在听证会上发了言，其发言也未必有代表性。难怪在我们1999年11月前后对出租车司机的随机采访中发现，他们当时大都不了解这次听证会，也都对最终的调价决策不满，因为这次调价对他们的利益损失很大，平均每辆夏利车每天毛收入按同等出车时间计算减少100元（1/3）左右。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原本我们按常规思维认为举行听证会后会大大降低行政决策的效率，但被调查的几个部门都反映举行听证会后反而提高了决策效率。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定价只由物价部门一家说了算，物价部门要做到定价科学化，就必须下去作调查，时间成本很大，实际效果也不理想。由于物价部门的定价项目太多，任务太重，实际上物价部门很难有充分的时间对众多的定调价项目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最终大多只能凭经验草草了事，这就使得价格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很低，更谈不上还有公正性、规范性。从申请定调价的企业或部门（如北京市公交总公司）来说，他们也感到听证会提高了效率，因为过去他们定调价，需要分别到很多部门去说明、解释，很费时费力。尤其北京市因为是首都，有众多中央机关，任何一项调价都必须在获得北京市有关部门的赞同的同时，还要争得中央机关的理解和支持，所以更费时费力。而有了听证会，有关部门就可以把上上下下各方面的代表同时都邀到一起，从而一次性地解决问题，自然既提高了决策的准确性、科学性，也提高了决策的实际效率。

　　三、问题和对策

　　上述案例清楚地揭示，价格听证制度在中国实际的价格决策过程中已经建立并得以初步实施，还取得了一些良好效果，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公民参政的渠道，有利于公共价格决策走向民主化、公开化、公正化、科学化、法制化甚至高效化。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听证制度在中国毕竟还是个新生事物，价格听证制度从建立、实施到现在也不过两年多的时间，它必然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不能因此就对这一制度形式的前景失去信心，而应该针对问题及问题背后的症结所在，再结合国内外的经验与教训，去积极主动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目前价格听证的主要问题就是目标定位不全面，具体制度建设滞后，从而导致透明度太低，实施过程缺乏制度和社会舆论的有效约束等等。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首先，要全面定位听证会的目标要求。前面我们提出了听证制度的5项目标：民主性、公开性、公正性、科学性和规范性。经过分析后，我们认为还应强调效率性。这6个目标之间虽然会有一些矛盾和冲突，但是他们对于听证制度的有效推行都是缺一不可的，甚至他们彼此之间还相辅相成。理想的听证制度应该有助于综合而平衡地达成上述6个目标。而在现实的听证会中，人们往往只关注其中的民主性和科学性目标，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要求，从而造成听证制度设计存在诸多欠缺，执行听证制度更容易发生偏差。

　　其次，要高度重视听证的具体制度建设。目前，全国性的听证制度没有出台，各地方必须首先重视制度建设，尽可能地对于听证活动的诸多具体制度、程序做出具体的规定，以便在听证过程中有明确的规范可以遵循。另外，还应在认真总结国内外已有听证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按照上述6大目标和中国国情，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价格听证条例，即便一开始制定的听证制度不完善，也要尽快出台。只有这样，才能规范和指导全国各级各类的价格听证实践。

　　第三，要切实实现听证的透明性。透明性是众多问题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目前实施听证制度中存在的很多其他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为此，无论哪一层级和何种问题类型的公共价格听证会，一般都不应该以种种借口秘密举行，而应该在开会之前的一定时间内通过媒体向全社会公布定调价方案和有关材料，让公民通过各种途径有直接或间接表达意见的机会；明确规定听证代表在接到定调价方案后应进行一定范围的社会调查，以保证他们在听证会上的发言并非代表他们自身，而真正代表其背后的利益群体；听证会的举行应允许一定数量的普通公民旁听，重大的听证会甚至可以通过电视、广播和互联网络作现场直接；申请定调价方必须向社会和听证代表提供可信的经营成本与效益报告以及其他相关测算资料和背景资料，为此，应借助信誉度很高的相关社会中介组织以及政府的审计等部门加强对定调价申请方提交的有关资料的独立化审核。可见，只有真正按照上述思路解决了听证会的公开性问题，才有利于实现听证会的民主性、科学性、规范性、公正性和效率性。